1956年9月30日，新中国迎来第一位来访的外国元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可总统专机未落，28岁的司徒眉生已成了第一个接受献花的印尼贵宾；当晚，毛泽东在家宴上，破例一次送他三副亲笔签名；那时，他在苏加诺的政府里并无名份，鉴于外事需要，出发前才给他一个“总统私人秘书”头衔。

　　原来亚非会议前夕，发起国在是否邀请中国问题上遇到重大难题，这位小记者接受一个微妙使命……直到五十年后，大会秘书长才揭开秘密，称他是一个“参与创造历史的人”。

　　9·30政变后，秘密绑架前夕，苏加诺利用最后的一点总统权力，命警卫团长带着他的手谕护送他上飞机，紧急逃亡……阿姆斯特丹，香港，广州，北京……几经辗转，潜居澳门，成为一介平民。

　　他很平凡，又很神奇。在人群里我们认不出他；翻开历史，才处处发现他的痕迹。

　　四大领袖机场礼遇

　　195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博士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前来访问。

　　大约13点30分，在中国外交部的安排下，司徒眉生和先遣小组的同事们一道乘车来到西苑机场，此时这里已是一片人的海洋、鲜花和彩旗的海洋。他们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来到离停机坪最近的地方，稍顷，忽然听到身后的人群一阵骚动，欢呼声由远而近……啊，毛主席来了！像照片上一样，毛主席果然是一副高大身躯，宽阔的脸庞，高高的发迹……真是个伟人哪！他依然穿着那身宽松的浅灰色中山装，迈着从容的步子，边走边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一直走到人群的最前头，也就是司徒眉生一行站立的地方。跟在他后面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大领袖一起亲临机场迎接，这规格、这场面，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各国的外交史上也极为罕见。司徒眉生大为震惊，情不自禁地随着人群一起热烈鼓掌……

　　“这不是司徒眉生先生吗？”记忆力惊人的周恩来总理认出了他，热情地走过来和他握手，“我们老朋友又见面了嘛！”总理指的是去年在印尼召开亚非会议时，司徒眉生作为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采访过会议活动，并协助大会筹委会和总统府作过一些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没想到周总理居然还记得他。“总理……”他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周总理热情地指着他和其他印尼朋友，对手捧鲜花的少先队员们说：“小朋友们，这些都是印尼的贵宾哪！”一个小姑娘听了，稍一迟疑，立刻跑过来敬了一个少先队的举手礼，把怀里的一大把鲜花献到司徒眉生手上。

　　这一下，倒让司徒眉生不知怎么办好了——应该接受献花的“贵宾”还没下飞机呀！好在周总理拉着他的手说：“来，我带你们去见毛主席！”隔着十几步远，毛泽东闻声转过身来，周总理说：“主席，这几位是我们在印尼认识的朋友，去年开亚非会议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啊！”毛泽东热情地握着司徒眉生的手说：“那要感谢你们喽！”朱德和刘少奇也过来和几位印尼的先遣人员一一握手。几位来自印尼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见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如此平易近人，礼遇有加，心里十分激动。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身边这位年轻人的一副典型中国人面孔，转过身来问：“你是华族吗？”

　　“是的，主席。”“府上那里呀？”“广东，主席。”“什么时候去的印尼呀？”

　　“我是在印尼出生的；我的父辈大约在1911年前后流落到南洋。”

　　“噢，是这样……”

　　正说着，苏加诺总统的专机到了，几位领袖相继朝停机坪走去……

　　下午二时，苏加诺总统乘坐的银灰色双引擎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西苑机场。总统穿着一身似乎永远不换的笔挺军装，戴着他亲手设计的“国帽”———象征独立又不失伊斯兰传统的黑绒“白齐”帽，以其特有的灿烂笑容出现在舱门前。毛泽东主席迎上前去，与苏加诺总统热烈握手，就像两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接着，在人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和苏加诺总统一起登上敞篷汽车，沿着蜿蜒二十公里的柏油马路，缓缓驶进京城。

　　毛主席饭后题字

　　不知是因为北京还没建好专门接待来访国家元首的国宾馆，还是有意将苏加诺总统视为自己人？总之他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地亦即毛主席居住地中南海内，下榻勤政殿。17点30分，苏加诺总统略洗风尘之后，礼节性地前往拜访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此前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宋庆龄副委员长、陈毅副总理也在座。毛泽东寒暄道：“总统阁下，这勤政殿，就是您在北京访问期间住的地方喽，怎么样，看着还满意吧？”苏加诺说：“主席阁下，实际上我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了！”因为当晚还要参加庆祝建国七周年的盛大国宴，当下，毛主席便请苏加诺总统在他居所的丰泽园餐厅共进便餐。

　　席间充满轻松愉快的家庭气氛。这天除在主桌就座的领导人外，副桌有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田家英、杨德中、徐涛医生等，客方有总统副官长苏甘地和司徒眉生等人。宾主之间借助翻译进行的亲切对答，显然让毛泽东很开心，他忽然对已在机场交谈过几句的司徒眉生提出一个问题：“这就奇怪喽，”他指指自己和刘少奇说，“我们讲的都是地道湖南话，你怎么听得懂哩？”

　　司徒眉生答道：“主席，这可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教我国语的先生是您的同乡，还是您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窗哩！”

　　“噢？是哪一个？”毛泽东颇感惊奇。

　　司徒眉生说：“是张国基先生。张老先生教过我母亲，后来又教我，是我们两代人的老师。”

　　他说的这位张国基先生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长沙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五载，之后被介绍到新加坡道南学校任教，兼华侨学校和南洋女子学校教员。

　　今天，毛泽东竟然从一位来自远方的总统随员口中听到这段情缘，不禁兴味盎然，边点头边说：“是的是的……那就难怪喽！”

　　餐毕，毛泽东等几位领导人借着告别之前的片刻走到副桌来，与工作人员们打招呼。毛泽东朝司徒眉生望了一下，走近他说：“你等一下。”之后转身进了书房，稍顷，拿出一张绫纸，对司徒眉生说：“这个送给你……”司徒眉生接过一看，上面是三个龙飞凤舞的草书大字：毛泽东。他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这……”毛泽东微笑着，似乎在欣赏他的窘态，未几又说：“唉，索性都送了你吧。”转身又从书房拿出两张，还是“毛泽东”三个字，只是笔体略有不同……

　　与苏加诺的亲密交往

　　1947年2月，为了动员一切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制订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国民委员会决定在东爪哇南部的美丽山城玛琅，召开全体大会。这一天，搭载着大会代表的火车从日惹缓缓开出。

　　专列上，恐怕资格最浅、最年轻的旅客就是司徒眉生了。这一年他十九岁，而清秀、纯净的面庞，初次参加上层政治活动的拘束和新奇感，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稚嫩。实际上，作为《天声日报》参加大会采访的记者，他也是“冒牌”的——政局交替之间，这家华文报纸一时找不出熟悉规范印尼语的记者。而高中生司徒眉生和一位同学在壁报上开展的一场关于国际政治的论战，曾引起报社的注意并摘抄发表，彼此便熟悉了，于是得以成行。

　　大概正是这些与其他记者不同的潜在信息引起了苏加诺的注意。他走进记者们的车厢，看到有两张华人面孔，就走过来，坐在司徒眉生对面，随意地问了问他的父母和家庭情况，当他听到司徒的父亲是华文中学校长，母亲也是老师时，就说：怪不得你斯斯文文的，可是千万不要像个小姑娘，要有男子汉的霸气！接着又说：你的父母都是老师，你的华文应该是不错的；听你谈话，你的印尼语文也还算合格，但还要多多学习，多看一些印尼文书报。接着又朝前倾下身子，笑眯眯地问：说说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苏加诺这个人的？司徒答：我从监狱出来不久，参加一个印尼语文学习班，那位印尼老师说，你是印尼革命的大英雄。苏加诺立刻坐直身子，说：哈，你还坐过牢？你坐牢比我坐牢的时候年纪还小，了不起！在你出生的1928年，我27岁，我是因为发表了一篇呼吁亚洲民族团结起来向殖民主义抗争的文章，被荷兰人关起来的。你看过没有？司徒说：没有。苏加诺说：你想办法找来看看，你会有兴趣的。司徒眉生后来知道，苏加诺要他看的，就是他鼓吹中国的龙、印度的神牛、缅甸的孔雀、埃及的人面狮和印尼的雄牛要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的著名文章。那时，苏加诺不知道面前的这个华人小伙子也是一条小龙——1928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

　　他们愉快地交谈片刻之后，苏加诺站起来离开了。

　　会议从1947年2月25日到3月5日，整整进行了10天。当时建国伊始，政党林立，各有各的主张和利益，争论很激烈。苏加诺在会上大声呼吁：当我对国家的效忠开始时，我对政党的效忠即告终结！

　　年中，司徒眉生借《天声日报》派他到战地采访之机再次来到日惹。先是见到了总统的副官长苏甘地，他大概向苏加诺报告了，之后他就告诉司徒眉生，说总统约他去。

　　这次见面，苏加诺问了他许多战地采访和报道的情况，之后说：“你回雅加达后可否帮我办件事？”司徒问：“什么事？”他说最近眼睛不大好，需要一种进口的眼药，在日惹买不到。说着拿出一个空眼药盒给他看。司徒眉生看了一眼上面的英文，好像是消炎的抗生素之类，应该不难买，就说：我可以给你买。说完就收起那只空药盒，准备告辞。苏加诺说：“那就拜托你了。”

　　对此，似乎双方都没有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司徒眉生也没有多想，直到苏甘地副官长送他出来，特别嘱咐他：你买好后，交给联合国的一位印度籍的飞机驾驶员，就说是“叶医生”托你买的……他才觉得此事还有点“严肃”。于是，回到雅加达后，他没对任何人讲，只身跑了几家药店，果然找到了这种药，一问，价钱也不贵。本来苏甘地要他买两只，他索性买了三只，用布包好，写上“叶医生收”，按照苏甘地交代的办法交给了那位印度人。

　　不久，司徒眉生再次到日惹，苏加诺一见到他，就说，你捎来的药收到了，很好。你看，我的眼睛好多了，谢谢你呀！……这次，苏加诺还告诉他，荷兰人终于要撤退了，他不久就要还都雅加达。“到了雅加达，我们住得就近了，你要经常来看我吆！”

　　此后，司徒眉生经常被召进总统府倾谈，与苏加诺的私人关系日渐亲密，被他视为子侄一般。

　　亚非会议两度“创造历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搅动了四大洋，长期被西方列强占领和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斗争的浪潮。亚洲、非洲一批新兴独立国家纷纷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正是此时，印度尼西亚等亚洲五国共同发起，在中国的支持和参与下，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了亚洲、非洲29个新兴独立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打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为核心内容的“万隆精神”的旗帜，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亚非会议能否邀请中国参加的有关问题上，司徒眉生做过一件不为人知的好事。

　　当时，亚非国家对亚非会议多数赞同，但是印尼知道印度的态度是很关键的，因为它在当时的亚洲国家中拥有极高的威信和影响。因此阿利总理1954年9月访问了新德里，结果说服了尼赫鲁，发表了共同声明：“两国总理讨论了举行亚非会议的建议，一致同意这个会议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持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希望尽快举行。在此之前，五国总理有必要再召开一次会议，希望能在雅加达举行。”之后又争取到和缅甸吴努总理于1954年9月28日在仰光签订了同样的联合声明。1954年12月28日第二次五国总理会议在印尼的茂物举行。阿利在会上表示：有些国家希望中国也被邀请。当时尼赫鲁、吴努已和中国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互访，他们认为中国是维持亚洲和平的稳定力量，因此主张邀请；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则反对。

　　讨论时，巴基斯坦发言说，泰国、菲律宾和许多中东国家并没有和中国建交，他们会因为邀请中国而不参加，中国会对亚非会议的成功起危害作用。吴努发言说，亚非会议没有中国的参与也不能保证会成功。接着尼赫鲁发言，他试图抵消巴基斯坦提出的理由，他说：目前已有迹象显示日本急欲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美国对此也跃跃欲试。他承认印度对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愿望更加强烈。他又说：在未来的亚非会议里并不强制各国和中国建立关系，亚非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促使各方更加了解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中国是一个大国，能了解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是很重要的。同时不应忘记五国总理在科伦坡的会议中已一致同意中国应该在联合国中占有席位。如果这次在茂物会议竟决定不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原来的立场大倒退。还有现在正举行的以讨论印支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已经邀请中国参加了，而我们的茂物会议已通过了邀请印支四国参加亚非会议，那么怎么可以把中国摈除在外？巴基斯坦总理只好回答：如果邀请中国不至于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不至于引起亚非会议失败，就让印尼去邀请中国吧！否则就要放弃中国。

　　会上，也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如果中国因未获邀请而不参加，也会导致另一些国家的退会。

　　作为会议主席的阿利总理最后总结发言说：既然如此，就请五国总理表示原则上同意邀请中国，实际办法另行议处。巴基斯坦总理表面退让，他说原则上同意邀请中国，但基于现实的考虑，我们依然认为不必邀请中国。缅甸吴努总理一听就火了，他平静但明确地说：如果中国不被邀请，缅甸不会参加亚非会议。在此之前他还说过，如果会议邀请台湾，缅甸就不参与。

　　巴基斯坦总理看到吴努发火了，连忙说：如果中国和缅甸都不参加亚非会议，整个形势就会完全变化。他表示撤回反对，但要求将他的发言保留在会议记录上。

　　结果五国总理做了以下的决议：“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承诺将向阿拉伯国家解释和说明后，会议同意邀请中国参加。印尼总理要求巴基斯坦总理协助完成这些说明工作，巴国总理同意将给予帮助。”

　　这样，中国的问题原则上算是解决了，但还留了个限制词：“在印尼向阿拉伯国家解释之后”。还不能保证解释工作不出现变数。同时，碍于几个发起国之间的信义，特别是从尊重老大哥尼赫鲁考虑，印尼政府还不好单独向中国透漏上述结果。可是，中国在等待了大半年以后，毫无消息，他们会怎么想？于是，苏加诺总统交给阿利总理一个任务：设法把我们的愿望透漏给中国，现在开始就要接近他们，让他们有所了解，不要到我们邀请他的时候，他拒绝，那就糟糕了。可是，怎样和中国谈呢？黄镇大使刚刚接任，互相还不熟悉，再说走外交途径，有些话不好说，弄不好就造成误会；最好是通过民间途径。

　　“参与创造历史”的华人这个时候，亚非会议的秘书长阿卜杜加尼·鲁斯兰先生想到了司徒眉生。他是新闻记者，又是中国血统，和使馆的人熟悉，于是就让司徒设法透漏一个情况，即：我们希望你们能来；有人反对；不过问题总会解决的。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其它国家的顾虑所在，以便采取一些灵活的外交策略。

　　司徒眉生对此很积极，说：我一定想办法……

　　关于鲁斯兰“私相授受”这件事，司徒眉生后来回忆说，我记得那天他们筹备组是在鲁斯兰家里开的会，我赶巧碰上了。鲁斯兰跟我说完之后，还故意把五国首脑会议的记录留在桌上，让我看看那几个国家反对的理由……那时候我熟悉的主要是中国总领事馆负责与华侨团体联系的官员，其中最熟悉的一位领事叫袁庚，后来他出任中国驻香港“招商局”副主席，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主持在深圳投资创办了著名的蛇口工业区。我若无其事地跟他们“闲聊”以后，他们肯定和黄镇大使反映了，所以黄大使就找个由头和我“闲聊”了一次，他只是听，不表示什么。管用不管用，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向北京反映。

　　后来，五国领导人都同意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了。1955年4月8日，亚非会议终于开幕了。但是会议开到第二天，斯里兰卡总理格德·拉瓦拉突然发表了一通攻击共产党国家的话……气氛一下紧张起来。谁都不知中国将怎么表态，如果反击，会议就失败了。结果，下午周总理一上台，就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出乎人们的意料，总理讲得非常宽容、灵活，核心就是“求同存异”四个字，把反对一方担心的理由都回答了，也把苏加诺和鲁斯兰担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天我在后排的记者席上，心里和整个会 场的气氛一样，由担心转为振奋……会场情绪沸腾。这时我隐隐有一个感觉：他们不是临场才想到这样说的，而是有所准备，胸有成竹。实际上，“求同存异”成了对“五项原则”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补充，与“和平共处”原则一起，成为万隆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

　　当时任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兼翻译陈丽水先生回忆说：“司徒眉生的确和我们很熟。有时候大使指示我去找苏加诺总统，他就在他那里。这个人比较正直、忠厚、老实，他不是那种喜欢张扬自己的人。虽然使馆有外事纪律，但我和司徒眉生见面的时候还是有话谈的，何况都是中国人。比如语言方面，我虽然也是侨生，但长期在使馆工作，语言范围有限；而眉生所接触的范围就很广泛，因此，在一些方言、口语、社会习惯用语方面，我们就可以交流，我也可以请教一些关于苏加诺的词汇、语言特点等问题。如果他受托想透漏一点消息，那是很方便的……”

　　陈丽水先生证实，在筹备亚非会议期间，司徒眉生确实在有意无意之间向我们透漏过一些情况，包括能否邀请中国的问题。他的愿望是希望此事能实现，这对双方都是好事，不过以前不便对外讲就是了。

　　司徒眉生“参与了创造历史”的第二件事，是在如何接待与会各国元首的问题上。他说，苏加诺总统提议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是出于三个理由。第一，万隆风景优美，气候凉爽———“四季如秋”；第二，万隆是他1928年发表“青年宣誓”演说，提出“把中国的龙和狮子、埃及的人面狮、泰国的白象、印度的水牛、印尼的公牛……联合起来，战胜魔鬼，推翻殖民统治”著名论断的地方，会议在这里召开，富有微妙的的历史意味；第三是接待能力问题。那时雅加达由于多年战乱，留下的酒店很破烂，而万隆还有荷兰人留下的两栋楼可用。一座俱乐部大厅可作会场，一个赫曼酒店可以接待各国代表团。然而，后来与会国家的数目已远远超出当初的设想，赫曼酒店接待各国代表团还勉强够用，那么各国首脑怎么办呢？够标准的酒店肯定是没有的，而新建根本来不及……这天，身为筹委会负责人、大会秘书长的鲁斯兰和他的部下正为此事一筹莫展，赶巧司徒眉生来了。他说：我有一个办法……

　　作为记者，司徒眉生在社会上接触面很广，他知道许多华人资本家都住着很漂亮的别墅。他们虽然有钱，但社会政治地位不高。如果政府要借用他们的别墅招待各国首脑，他们会感到很荣幸，而不会认为是负担。他了解他们的心态……鲁斯兰一听，有道理！再说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于是立即布置西爪哇省长和万隆市长赶紧派人去摸底，试探一下反映……司徒眉生也帮着跑了不少地方。难题就这样解决了。借出房子的，有华人也有印尼原住民，有资本家也有医生等专业人士。后来各国元首都很满意。周总理住的就是一位华侨的达曼沙里街10号别墅。

　　对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来说，房子问题只是个接待方面的小事；但如果没有房子，会议就开不成，至少是不圆满。这样看来，鲁斯兰把它列为司徒眉生“参与创造历史”的贡献之一，并不为过。

　　总统手谕护送逃亡

　　1965年，印尼发生震惊世界的“9·30军事政变”，凡是与苏加诺总统亲近的人，都会遭到清洗；而这一事件也把司徒眉生从人生的巅峰推入深不可测的无名之渊。

　　在事变一个星期后，苏加诺回到了总统府，但情形已大不一样了，除少数忠于他的将军以外，前来看他的部长已经很少有了。自10月14日苏加诺不得不任命苏哈托为陆军部长兼陆军总司令以后，他这个三军统帅已被架空了。但他毕竟还是总统，碍于他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政变集团要想彻底夺他的权，还必须精心制造一点口实才行。

　　苏哈托的战略后备军司令部有个上校秘书叫达当，和司徒眉生是很好的朋友，10月30日，他突然找到司徒眉生，说有大事情要发生，你务必赶快离开。

　　原来，苏哈托的司令部里几个有外国背景、为他出谋划策的心腹处长，他们正在密谋一个行动——为了尽快推翻苏加诺，要先把他身边的重要人物除掉，首要对象就是司徒眉生。但总统名义上还在位，他们还不敢公开抓他身边的人，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秘密绑架……达当说，他的消息绝对可靠。因为你是华人，他们可以讲你是苏加诺跟中共的联络人、怂恿推翻军人政权的幕后指使者。一旦被绑架，把你屈打成招，你的口实也就成了总统的罪责，他们利用完了就会杀人灭口。反正别人也不知谁绑架的，“神秘失踪”，死无对证……

　　事态严重！司徒眉生如梦初醒，立刻就去总统府报告总统。苏加诺说：十分钟以前，苏阿迪将军(印尼派驻刚果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后任驻澳大利亚大使)也向我报告了这件事，他刚走。总统说，要公开逮捕你，他们还不敢；但绑架，就很难讲。司徒眉生问：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苏加诺沉思了一下，说：你先到香港暂避一下，观察形势发展，再决定下一步。

　　司徒眉生立刻回家做准备。三天之内，他把文件统统在后院烧掉，又把家事一一安排停当。他六岁的二儿子荻峰自小聋哑，以前曾多次带他出国看病，这次仍准备带上他，以掩人耳目。

　　临走之前，司徒眉生去见苏加诺，对他说：我明天就走。准备带着老二顺便看看病，这样也免得别人怀疑。需要时，我就回来。

　　苏加诺目光沉滞，默默点头说：好，走吧。

　　第二天，司徒眉生像往常外出公干一样，带着儿子到了机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同行的还有总统的私人随侍医生刘英昌，他是到香港转机去荷兰买药的，与司徒父子是同一班飞机。没想到一进机场大厅，国防部情报局一位中校军官就走过来，对刘医生不闻不问，唯独拦住了司徒眉生，说：司徒先生，目前国难当头，国家还需要你协助一下，上司命令我劝你最好不要离开。司徒说：我出去可是总统同意的。军官说：你有字据吗？司徒说：我出去办事从来不需要总统的字据。军官说：对不起，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是奉命行事……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司徒说：既然这样，那就要打电话请示总统喽？军官居然同意。于是，司徒就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总统府办公厅，请雅明主任听电话。他知道，只有办公厅主任能直接找到总统。刚好雅明主任在，他听了以后说：让我跟这位军官讲话。

　　不料，那军官在电话中改变了理由，可见他们早有准备。他说：因为司徒先生是《首都日报》社长，考虑到该报曾经发表过支持“9·30政变”的社论，所以我们要他留下来协助调查。

　　办公厅主任说：如果是这样，请你等一下。司徒眉生估计，他此时就在总统旁边打电话；稍顷，他就在电话里对军官说：总统命令你立刻把司徒眉生先生送到总统府来。

　　总统毕竟还有相当大的威势，军官只好照办。本来刘医生是可以走的，但见此情形，他不愿扔下司徒父子一个人走，也跟着回来了。

　　总统府办公厅主任雅明有一个职业习惯，他每接到一个需要报告总统的电话，都会习惯地做好备忘录，报总统阅批，事事有据。司徒眉生一到总统办公室，就看见他的报告已经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他写的是：

　　尊敬的总统阁下：

　　眉生兄原应于今早与刘医生一起启程赴香港，但为雅加达地方战时掌权者所禁止，原因是他是《首都日报》的社长，该报被控支持“9·30运动”。

　　请作处理的指示。雅明苏加诺问司徒眉生：情况是不是这样？眉生回答：那位军官一开始说的是另外一种理由，后来告诉雅明主任的是现在的理由……。

　　苏加诺明白了，他马上拿起笔，批示：

　　给眉生及地方掌权者发出总统命令，让眉生启程赴香港。苏加诺1965年11月3日

　　签字后，苏加诺总统即刻命令警卫团副团长马尔韦·赛兰护送司徒眉生一行出境。

　　第二天，司徒眉生以总统保健小组秘书的名义和刘英昌医生借口到荷兰去给总统买药，他们先飞东京，再到北极安特拉吉短暂停留，最后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在这不久，苏加诺总统被彻底剥夺了权力，赛兰先生也被捕入狱。

　　总理关怀定居澳门

　　司徒眉生几经辗转，和家人来到香港，并以总统保健小组的名义，住在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安排的文华酒店，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一天，驻香港总领馆的机要领事打电话到处找他，见到他以后，急匆匆地告诉他一个严重情况：印尼外交部发来电函，通报你的公务护照已被吊销！他说，你知道吗，你的护照被吊销，等于没有了身份证件，那么香港当局就有权把你遣送回国。他说现在电函还在我手里，但我只能保留三个小时，就要交给总领事。他说，现在总领事完全变了……他一看到文件立刻就会通报港英当局，所以你必须在三个小时之内离开香港！

　　司徒眉生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震惊之余，忽然一阵彻骨的悲凉袭上心来……他被生于斯、长于斯、效忠于斯的国家无情地抛弃了，38年的缘根顷刻断绝。扪心自问，小时候追随父母为抗日组织送信也好，坐监狱也好，长大以后无论得宠还是受谗，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忠诚；他拥护苏加诺的政治主张，为他工作，在国际国内惩恶扬善，促进同中国的友好，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前程，而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印尼的事情。可是这一切都被看反了、否定了、抛弃了，他成了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

　　那位冒险跑来报信的领事朋友反复强调了性命攸关的“三个小时”之后，急着回去了。三个小时之内，他还能做什么，还能去哪里呢？只有中国！不得已，他把自己的紧急处境告诉了中国新华通讯社驻香港分社的朋友。

　　黄昏时分，在新华分社的朋友暗中护送之下，他们一家五口顺利地通过了罗湖口岸，当晚抵达广州……

　　一进入中国的土地，就仿佛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力量，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考虑到了、准备好了。在广州，他们被安排在广东迎宾馆的一个两层楼的独院住下。迎宾馆是省政府专门接待外国贵宾的地方，不久前西哈努克亲王来了就住在这座宾馆。司徒一家在这里住了不久，又被接到北京。接待的人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考虑在北京如果有事便于照顾。这已经是1966年初的事，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红卫兵小将们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标，高呼扫除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口号，上街“造反”。司徒眉生因为留着长发，一副南洋人打扮，一上街就被他们拦住……最后是公安局派出所出面才把他保回来的。

　　当初，总理打算把他们一家安置在北京，像几个脱险出来的印尼共产党干部那样。司徒眉生觉得不妥，因为他和他们情况不同；而且，印尼反动集团本来就指称他是中共派到苏加诺身边的间谍，现在你长住北京，不是正好给了他们口实吗？这对中国、对命运叵测的苏加诺都不利。现在又有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新情况，他更不适于留在北京了，于是有关方面先是送他们到了广州；但广州也一样在“造反”，还是不行，就征求他的意见。

　　司徒眉生说：我不宜常住中国……香港我暂时又去不了，唯一可去的就是澳门。

　　原来，司徒眉生的父亲司徒赞因多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或开会，与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先生相熟。眉生一到香港，父亲就与何先生打过招呼，之后他告诉眉生：如果在香港呆不下去，可以到澳门找何贤先生。

　　但此时总理已委托在澳门的负责人柯平作了安排，他与司徒眉生一见面，就告诉他：我们已接到周总理的指示，他要我们好好照顾，一定保障你的安全。

　　司徒眉生一时无话。自从1965年6月在开罗与周总理告别以后，司徒眉生再没见过总理，但出来以后，时时感觉到他就在身边，给你安全，给你温暖，给你信心。

　　此后先行到达澳门的司徒眉生，便与前来会合的夫人及3个儿子一起居于澳门，成为一个以地产起家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