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府院之争”和“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众人皆知的反面人物。早年的段祺瑞手持枪杆子，叱咤北洋政坛，争得了权力却落得个声名狼藉。政坛失意之后，段祺瑞隐居上海。时值日本侵华，曾是亲日派的段祺瑞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做到了大节不亏，严拒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始终是“威武不能屈”，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冒险南下上海

　　上海淮海中路一幢掩映在翠绿丛中的花园别墅，19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现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33年1月，在北洋政府曾两度执政的段祺瑞迁居此楼，并在这里度过了余生。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是继袁世凯之后威权最盛的北洋军阀。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曾长期寓居天津租界。年近古稀的他为何突然拖着衰病之躯，千里迢迢南下寓居上海呢？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鲸吞了我东三省，继而又企图控制华北地区，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日寇在京津物色合适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争取对象之一就是段祺瑞。

　　在日寇看来，当年的亲日派领袖段祺瑞与日本政府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他退隐后无权无势，但倘若能在傀儡政权中挂名任职，那影响也是不小的。为此日寇派段祺瑞的一些故旧部属劝他出山，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叫王揖唐。到1932年底，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全力支持。段虽未答应，但也曾提出几项条件。其中一条是由日方提供3000万元以组织华北政府，发起“倒蒋”，并先提供6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蒋介石获悉了这一情况。1933年初，华北局势危在旦夕，蒋介石深恐段祺瑞真的出山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于是急忙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赴天津，秘密安排段祺瑞到上海。钱新之持蒋介石致段祺瑞的亲笔信到天津后，在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蒋介石小同乡李思浩的陪同下，拜见了段祺瑞。段与蒋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蒋介石早年曾就读于保定军官武备学堂，段祺瑞当时兼任该校总办，虽未为蒋直接授业解惑，但也算有师生之谊。蒋介石曾对段祺瑞侄儿段宏纲说：“我亦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所以，钱新之一见段祺瑞，就递上蒋介石的信，并说蒋委员长十分想念老师，盼老师南下住一段日子，还许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予优厚待遇。

　　段祺瑞此时深感自己处于人生十字路口，他也认定一旦出来做汉奸，便会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又不敢断然拒绝，怕遭不测之祸，无奈之下只好与日寇虚与委蛇。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恰逢蒋介石执弟子礼派特使来请他南下，段祺瑞就答应此事，随钱新之南下了。他自己对外非常低调，声称：“此行无所谓任务。二小女在沪读书，余思之切，故前往一看。”“余研究佛学多年，将往普陀一游。余素患腿病，时愈时患，藉此长途旅行，以活动筋骨。”并表示：“适蒋派员希望过京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见他谈谈。”

　　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沪，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三年的岁月。

　　神秘的电报风波

　　瑞在生活安定下来后，便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再说王揖唐附逆心切，段祺瑞南下后，他仍不遗余力为日寇效命，并试探段祺瑞对重返天津的意向。由此，还闹出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电报风波。

　　据载，1935年的一天，王揖唐给段祺瑞发了一封非常古怪的电报，全文为：“玉裁诗集，已预约五部，余诗接洽，再待奉告。王赓。”这封在局外人看了如坠五里雾中的电报，段祺瑞一看却是心知肚明。原来，王揖唐初名志洋，后改名王赓。“玉裁”原指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但此处则隐喻段祺瑞。“五部”是指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段祺瑞看出日寇仍要他出山，心想现在毕竟在上海，日寇也奈何他不得，但如若含糊其辞，恐日后蒋介石晓得了必生疑心。于是断然拒绝了王揖唐的邀约，并复一封电报如下：“专电转陈。玉公谓：股东决不同，不约其他方面，切勿接洽。即已预约者，请作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王揖唐和段祺瑞的电报往来，尽管都用了暗语，但不知何故竟被一些嗅觉灵敏的记者获悉了。就在段祺瑞复电的第二天，上海一家报纸用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一段让局外人颇为不解的文字：“预约诗集有五部，段祺瑞不出售；津王某来电，措词闪烁；段复告务须一切作罢，态度坚决可佩。”一时猜测纷起，不少记者索性跑到段公馆探问究竟。段祺瑞感到这是向国人表明自己心迹的大好时机，就干脆请《立报》记者把往来的电文公布于众。他的这一爱国举动，深得人们的赞许。

　　段祺瑞自1926年被冯玉祥将军赶下台后，隐居天津，不久就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他日常除喜欢诵经外，就是搓麻将、下围棋。到上海后，他衣食无忧，起居如常。尽管他对世事表现出超然的姿态，但前来拜访的人仍络绎不绝。其中既有国民党政要，也有故友旧部，还有一些新闻记者。

　　蒋介石对段祺瑞始终十分关心，蒋介石亲自登门拜访段祺瑞的细节，颇能反映他对老师的态度。据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管门的不认识，竟未启大门迎车入内，听任蒋车停在路旁、局处车内坐待。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蒋氏向老人先致问候之意，坐定后又对老人的起居寒暖、身体现状及医疗情况等，询问甚详。情意殷勤，言词亲切。坐了一个多小时方辞去。”

　　据徐铸成先生回忆，蒋介石几次面谒段祺瑞，敬称“老师”，甚至一再向外透露，准备不久改组政府，推“老师”为总统，他自己任副总统，等“老师”百年以后，他再当总统。另据吕子韬先生回忆，蒋曾把段接到南京游玩，陪段参观他自任校长的中央军校，一路上搀扶着段，其实蒋是做给中央军校的学生看的。段祺瑞心里很清楚，1935年，他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时，他就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而是一直未就职。

　　弥留之际留“八勿”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病逝沪寓，享年71岁。段在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内讲“八勿”，忧国忧民，阐述复兴之道，足可传世。其中说：

　　“余年已七十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唯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段祺瑞去世后，蒋介石拨给段家10万元作为丧殓费用。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表彰段祺瑞民国初年两造共和立功勋。12月9日，段祺瑞灵柩运抵北平，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段祺瑞去世后，段夫人迁居愚园路近江苏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蒋介石仍派人每月送去生活费5000元，直至其终享天年。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直到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宏纲和章士钊方在北京万安公墓觅地安葬了段，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段祺瑞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北洋军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能得以盖棺，也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遇了。究其原因，这同毛泽东对他的一番评价有关。据段式巽回忆，解放初期，章士钊到北京后，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毛泽东。毛阅后呵呵一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1953年春，段式巽去北京，章士钊、李济深两位老人对她说：“你想，政府买下你段氏一处产业，花3000元，使用你们的房产，也每月按粮价折款付给租赁费，何曾作为‘敌产’对待？”这正说明，人民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