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欢迎能够用公共话语表达的专家
主持人:你刚才说《新京报》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新京报》在二版来信上曾说过,你们三版就那么多人在写,老是这些专家学者,会不会觉得很单一。
王爱军:首先我不太认同你的观点就是老是那几个人,实际上我们的作者群非常广泛的。
主持人:有读者在《新京报》的二版上说过这个问题。
王爱军:这是刚创刊时的问题,《新京报》刚到北京创办的时候,当时规模这么大的评论在北京是没有的,要让读者接受,我们约稿,和专家学者之间,彼此的熟悉要有一个过程,刚开始那几个月可能会存在这个情况,几个月以后,现在来说,基本上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确实倾向于一部分专家学者的稿子,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现在时评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非常感性发展为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要求有建设性。现在我们也发现普通读者的来稿里,感性的太多,理性的相对减少。为什么我们会倾向于找一些专家学者来约稿呢?我们每天发稿量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约稿,因为这些专家学者在某个领域,可能一辈子就研究这个事情。
主持人:也就是说他可能同时会清楚不同利益的诉求,而且比较理性地说出来。
王爱军:对,他对某一个领域的研究非常透彻,我想用一个词叫时评的“准确度”来说。他对某一个观点的看法是比普通人高。
主持人:比如房价高了,就是高了,我就很生气。
王爱军:但是房价这么高了,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能降下来,必须找一些专家,他就研究这个,就非常清楚表达出来了。我们就追求对新闻剖析的准确度。
主持人:研究公共话题的专家,他说的话既可能代表他自己,也可能会代表许多利益阶层。
王爱军:有这方面的原因,也未必代表某一阶层,因为有的专家学者研究领域是比较广泛的,我们更倾向于他研究领域的文章,确实有建设性的文章,现在有一些问题,读者也谈到了,我们的评论学术味比较浓,我想说,这些专家学者人}的文章,要从一个“学术文章”变成“新闻文体”,需要一个写作的适应过程。
主持人:就是用公共话语来写作。
王爱军:原来可能就是学术,一二三四,ABCD。
主持人:编辑如何教他,如何在公共话语平台上表达。
王爱军:这主要是文本的变化,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变成大众的。
主持人:有没有对方很抵触的,比如一个专家,人家写了一辈子的学术文章了,你向人约稿,约来了,给人改得面目全非的,或者说你就认为他写的那种东西很生涩,不会有人看,他觉得你把我的东西给改了。
王爱军:首先我们是非常尊重作者的写作风格,这点是比较保证的。第二点,如果改动专家学者的文章,如果改动比较大的话,要和他沟通的。沟通过程中如果有个别觉得不适合做新闻写作,我们就会放弃,同一领域的研究人员不会一个,我们最会寻找筛选这样的人撰稿。随着两年多的评论的发展,现在有了一大批作者。现在《新京报》评论学术味道比过去淡多了,已经慢慢接近新闻评论的规范,这应该是一个趋势,而且未来的趋势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更关注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会主动地自觉地在新闻媒体发表评论,而且我们也接到大学的博导、研究员主动给我们信箱投稿,这是非常多的,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主持人:他们希望表达,或者看到别人表达之后收到的效果,对新闻事件所发生的影响。
王爱军:对,总是有自己的观点表达的欲望,媒体提供这样的平台,结合起来以后,新闻评论就更准确,更精致了。
主持人:刚才你说了这些博导为什么愿意发言,可能是看到了言论的作用。以前大家不知道言论,只知道新闻,会觉得新闻是有作用的,评论是附属品,现在大家看到评论是可以影响一些东西的。《新京报》去年圆明园事件的报道,最后促进防渗膜的改动,不仅仅是新闻的功劳。能不能讲一讲前前后后的过程。
王爱军:去年圆明园铺膜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我们觉得这个事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要不要铺膜的技术性问题,牵扯到在中国环境影响评价被忽视的情况下,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事件,
况且在世界文化遗产上面做这样的大的项目,但是大家看到没有经过环境评价,我们觉得中国的环保事业确确实实需要有代表性事件来推动一下。报道以后,我们就开始关注,并进行了评论。后来大家都了解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包括先叫停、后来又决定召开听证会,又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报告,一直到最后的关于圆明园的整改。
王爱军:整个过程是完全公开透明的,现在大家反思这件事情有几个收获,第一个圆明园事件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第二公众从这个事件的过程得到了一次环境影响这方面的教育,第三个收获,国家环保总局主导的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反映了非常透明开放的行政方式。最后一篇社论就是圆明园事件的意义不在结果,有更深刻的意义。这个过程持续了三个月,在三个月里面,我们前前后后发了十五篇社论,这恐怕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能看到评论对一个事件的推动作用,评论是可以完全独立起来,对事件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和报道一样,它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主持人:刚才还有一些网友很关心,我知道很多大学生特别喜欢向《新京报》投稿,但是屡试不中,刚才说《新京报》三分之一是专家稿,我想问一下读者来的稿不管是电子邮件也好,书信也好,你们挑选是什么样的过程,以及怎么样的标准?
王爱军:首先向各位支持《新京报》评论的作者、读者表示感谢。我们每天要收到三四百篇这样的来稿,但是我们的采用量,即使两个版,采用量也是非常有限的,算是百里挑一,的的确确非常难。
怎么样选稿有自己的标准,第一讲求时效性,是新闻体,对最新的新闻的解读。第二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说了别人没有说的东西。
主持人:来稿中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王爱军:还是老生常谈多一些。
主持人:就某一个事件举一个例子。
王爱军:举一个小例子前一段有一个小糊涂仙酒事件,汉川市政府下了一个文件,各个部门接待必须用这个酒,这个事情怎么说?当天大概就收到几十篇来稿,但是大家都谈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
主持人:最后发了那篇是什么?
王爱军:我们最后发的是一篇社论。但在反对地方保护注意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对有关决策者进行问责的问题,更进了一步。
主持人:如果大家都指向地方保护主义,而没有其他的话,宁愿整体舍弃。
王爱军:这个事件会关注,但会通过不同的形式,见报的文章,一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第三个选稿标准有建设性,不一定能看到事件背后的东西,但是你应该能看到怎么样来改变它,有什么建议出来。这是第三个标准,这个标准对一般读者来说比较难一些。第四个标准是更追求文本价值,就是非常美的文章,从语言上,措辞造句等方面也会追求。如果这四个条件都符合的话,我相信会能把它选出来,这一点希望支持我们的作者多谅解,也继续支持,往这方面努力。 (责任编辑:柯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