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和父亲蒋介石有着既矛盾又亲密的感情。因为政见不同，他曾经当面痛斥父亲，甚至要和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但最后还是侍亲至孝；他曾经到革命的圣地——苏联去留学，民主精神深入内心，但最后还是成了台湾的独裁者；他曾经激进、意气风发，是改革派的一员，但最后还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力。或许这一切都无法盖棺定论，历史人物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才会让后人一再猜测追问。

　　清宣统庚戌年，即191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凌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丰镐房的旧宅里，蒋经国降生了。溪口蒋姓的第29代子孙出世了，这无疑是一个特大喜讯。少时的蒋经国长得天庭饱满，额冲鼻耸，浓眉大眼，方头大耳，与其母毛福梅的长相十分相像。

　　当时，蒋介石远在日本，不能亲尝初为人父的乐趣，却也为完成一件“母命”而高兴。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蒋介石不喜欢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蒋经国生母毛福梅。

　　据曾任蒋家家庭教师的陈志坚(女)回忆说：“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他喊我姨娘，朝夕共处，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像他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惟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到了5岁时，蒋经国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式启蒙教育，先拜当地周老夫子为师，后师从顾清廉，当时，蒋介石曾写信来勉训：“……在家当听祖母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读书总以烂熟为度。”

　　当然，还有一位恩师不能不提，那就是对蒋经国最重要，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塾师”——父亲蒋介石。蒋介石让他接受了整整6年“子曰诗云”的传统文化教育。尽管当地先生给蒋经国下了“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的评语，然而，蒋介石见儿子勤勉诚笃，始终认为“经儿可教”。

　　江南在他所著的《蒋经国传》里说：“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限制，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蒋经国仅10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 蒋经国也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种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蒋介石希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经国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但是，在学习之外，幼年的蒋经国更生活在父亲和母亲冷战的夹缝中，他看到了母亲在痴痴等待丈夫归来中的寂寞和痛苦，也看到了父亲对母亲的一再背叛，从姚冶诚到陈洁如，不管是谁，都让母亲的心雪上加霜。到了1922年，蒋介石不愿意让蒋经国继续待在消息闭塞的乡下，准备让他跟着年轻的陈洁如学习，接受新式血液的灌溉。虽然毛福梅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无可奈何的蒋经国只得离开了最爱自己的母亲，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接受新式正规教育。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十天半月就收到父亲的来信，从读书到写字，从日常生活到为人处事，样样关心。蒋介石也要求儿子勤于写信，以便他了解情况，他说：“你每一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殷殷父子情，跃然于笔。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给了年轻的蒋经国深深的刺激。他像普通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反帝爱国的行列中，但随即就被学校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介石也同意让儿子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锻炼锻炼，并希望儿子在国外“刻苦学习，鹏程万里”。

　　1925年，蒋经国先赴北平入吴稚晖所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但没几个月，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1925年8月到广州黄埔探亲。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经国加入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1925年10月19日，“远东号”巨轮载着22名中国学生驶向苏联。这22名学生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怆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当时蒋经国的心思很简单，他要在这片冰雪大地实现红色

　　理想，只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13年之久。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1925年12月加入共产党。但就在蒋经国在异国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却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国内背叛了革命，对曾经的同盟者进行血腥的屠杀。1927年4月12日凌晨，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惊呆了。

　　人们疑惑了，蒋经国会有怎样的反应？出乎大家的意料，在随即召开的学生集会上，蒋经国公开批评了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宣布其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愤怒。1927年4月16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应的文章中发表了这篇演说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

　　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的行为使他受到学生和苏联人民的尊敬。这个声明发表后，莫斯科的居民带着极大的关注询问留学生：“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时间，蒋经国声名大噪，妇孺皆知。

　　不久，苏联政府送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继续深造。此时，他的名字已经改为尼古拉。在学校的生活并不幸福，此时的蒋经国陷入了苏联的党内矛盾纠纷中，因为托玛卡军政学校的校长是托洛茨基派被逮捕，学校里有近百名中国学生因为同情“托派”而被关押，蒋经国的日子也不好过，为此，他向上级提出了回国的要求。

　　但苏联政府岂会轻易放人？蒋经国的请求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专门会见了蒋经国，但只是闲话家常，却只字不提回国之事。根据《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的说法，“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对手；战斗，罗斯福亦差之甚远。就斯大林而言，蒋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了这个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看来，“蒋介石的儿子”也不是好当的。

　　此后，蒋经国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对苏联的科技和发展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这次得病，足有3个月之久，也使他遍尝世态炎凉，人生疾苦。后来蒋经国说：“在病中觉得格外郁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言语之间，颇是流露出当时一派凄凉无奈的心境。

　　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这一段日子，是蒋经国终身难忘的岁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以劳工的生活，作自己的锻炼。没有经过劳动生活的，是很难了解社会的构造，劳动的价值和人民的痛苦的”。

　　就在蒋经国经受各种磨难之时，他的转机来到了，随着斯大林同蒋介石关系的好转，他的境遇也有所改善。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他干着修马路、抬机器、砍树伐木的苦力活，没过多久便升为技工，又由技工转为技师。因为他干活不怕吃苦，很快成为机械厂第一个共产主义突击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名字被载入突击队的红色光荣簿中。翌年，蒋经国晋升为副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