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日电（记者于长洪、葛素表）“是和朋友们开越野车去一直想去的甘肃拉卜楞寺，还是在家陪父母郊游烧烤、看看话剧听听音乐？我都喜欢，只不过是选择了后者。”5月1日下午，在北京方庄一家上岛咖啡店，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阴卫芝边品着胡萝卜汁，边慢条斯理地诉说长假选择的苦恼。在她手上，印制精美的《都市主妇》杂志相当抢眼。

　　又一个“五一”黄金周来临，尽管外出旅游仍是人们的首选，但为更愿意过节方式多元而感到“长假选择苦恼”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节前，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地2000位公众进行“‘五一’生活安排”的电话调查，结果显示虽然27％的人选择旅游，但其中六成以上将时间限定在4－6天，不像以前那样把日程安排得很紧，而是预留出2天左右参与其他活动和调整的时间，尽量去“鱼与熊掌兼得”。一个现实佐证是，聚焦5月1日的北京：地铁当日发送260万人次，西客站发送11万旅客，100万市民开始出京游山水；但相映成趣的是，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志愿者上路维护交通，全聚德、鸿宾楼等老字号的节日宴售出约八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北京人》演出座无虚席。

　　而在“长假选择苦恼”的背后，是作为经济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的休闲大潮的日渐涌起。在经济层面，从1995年5月实施“双休日”、1999年10月实行“黄金周”到今天，全国假日出游人数、假日消费屡创新高。截至今年春节，出游总量达12．58亿人次，旅游收入达5123亿元人民币，性急者甚至预言我国将于2015年进入“休闲经济时代”。在社会文化层面，长假已不再是“仅仅睡到日上三竿的连续休息日”，也不单单是旅游的“同义语”，而是更多“闲情逸致”的展示：平时不过瘾、集中看大片的早就对《金刚》《侏罗纪4》垂涎三尺；连逛几天商场的“欲望者”对各种折扣、各类促销已烂熟于心；好不容易“规律运动”的健身族则打响了体育场馆预订的“争夺战”。如果说花鸟鱼虫、宠物饲养，偏于老人、女性的行为还有些“传统”的话，那么品茗交谈、酒吧小坐，假日里探亲访友则有了休闲的视角；相册观赏、笔写书信，很多怀旧之举则多了休闲的味道；而青年人热衷于在志愿者、慈善捐助者档案里写下自己的名字，则实实在在地拓展着休闲的新天地。

　　引人注目的是，去年底《小康》杂志联合有关社会团体和专家对休闲进行了“一种在非工作时间主动性的身心舒畅、放松的行为与状态”的界定，并在今年初推出首个国民休闲小康指数。而正在杭州举行的2006世界休闲博览会以“休闲——改变人类生活方式”为主题，力争半年内吸引1600万中外宾客参与，彰显了我国对休闲持续增强的关注。

　　接受采访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说，休闲体现了人类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追求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态度，确已成为时代重要特征之一，也正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由于国人已有三分之一时间在闲暇中度过，休闲在我国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大众化的普遍行为，但在休闲观念、休闲文化和休闲产业等方面还需要大力培育，需要加强休闲研究，开展休闲教育，使其能显示中华民族良好的存在状态和精神状态。

　　休闲潮起的基础是国人闲暇时间的增多。按国家法定，“双休日”加上春节、“五一”、“十一”、元旦放假，全年的节假日有110多天。而某些群体的假日更多：学生、教师有寒暑假；国家公务员、科研与事业单位、外企人员等有“带薪休假”；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民约有“半年闲”；退休人员绝大多数“赋闲在家”；求职、再就业使很多人有较短的“择业空置期”，而“远程办公”“自由职业者”的出现，使选择“弹性工作制”者更多了余暇。

　　不止节假日增多。经济发展使收入增加，科技进步使工作强度下降，私家车增多使上下班路途变短，服务业发达使家务劳动减少，都导致了日常闲暇时间的增加。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教授为首的“生活时间分配课题组”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居民每天闲暇时间为6小时6分，与工作、个人生活必须、家务劳动等四类活动分别占总时间的21％、44％、10％和25％。从终生时间分配来看，工作时间仅占人生十分之一，生活必须时间占一半，闲暇时间占三分之一。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也显示，目前我国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天数和工作时间分别为20．92天和167．4小时，全年工作总时数为2008．8小时，按工作时间横向比较，闲暇时间的拥有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职工差不多。

　　“闲暇时间是巨大的资源和财富。”马惠娣说，人人有闲暇不等于人人有休闲，如何开发利用闲暇时间，引导人们聪明地用“闲”，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水平，要求政府在运作中更多体现造福于民、“以人为本”的施政观。而由于休闲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空间，休闲方式的选择就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它其实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重视休闲，积极休闲，科学、文明、健康地休闲，既有政府引导、倡导的责任，也是大众不能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