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版《邓小平》，售价12800元人民币；黄金版《孙子兵法》，售价达19600元人民币；黄金版《周易》16开本，全书28页全部由纯度达99．99％以上的黄金制成，共3万字，售价14600元人民币。

　　饱受争议的“黄金书”将不允许再出版和销售了。新闻出版总署称，从5月1日起，将禁止出版发行“黄金书”等包装奢华、定价昂贵的图书。如今“黄金书”终于得到了它应该的下场。

　　所谓“黄金书”是少数出版单位片面追逐利润，在出版古籍类、名著类、领袖诗词和手迹类图书时，选用黄金、白银等材质为载体，或用金银珠宝、名贵天然木材等进行豪华包装和装帧，定价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甚至更高。这些“黄金书”“白银书”严重背离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

　　谁在消费“黄金书”

　　目前大多黄金书的书页是用工艺金箔制成的。与传统金箔不同，工艺金箔是中间用一层塑形材料，再在上面喷上离子状态的黄金，形成一层金膜，由于金离子颗粒极细，所形成的金膜基本没有厚度概念。与一般的黄金制品不同，制作工艺金箔所消耗的黄金很难再回收。

　　书籍最重要的使命是传承文明和传播文化，用黄金作为书籍的载体，是为文化贴金还是将其界定为有钱人的游戏？如果说阅读是防止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水土流失”的重要途径，那么黄金书在这过程中是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还是传承文明的新动力呢？

　　广州民间收藏人士徐志坚说：“黄金书是暴利产业。我们圈内几乎没什么人去收藏黄金书。一来它不是纯的黄金，二来金箔通过化学物质粘在纸板或金属上，时间长了会氧化变质。据说1997年纪念香港回归的邓小平金制邮票，现在已经氧化了。”

　　如果人们是以个人行为去购买黄金书，这是可以理解的，体现了社会对文化产品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也是商品社会很正常的现象。然而当年贪官李真的拍卖物品里出现过两本金版画册，却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部分黄金书的流通走向。

　　一位以单位名义买过黄金书并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说，他所在的是一家国有企业，单位买黄金书是用来作为礼品送给一些行政职能部门的领导，以期“办事方便”。送“黄金书”比送其他东西“高雅”，领导们也乐意收。

　　借文化之名行腐败之实，黄金书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已经扭曲。

　　黄金书是对书的背叛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人类步入信息社会后，书的样式发生了变化，除了印刷纸张书外，还有电子书，而黄金纸书的出现，更是丰富了书的种类。

　　然而，“黄金书”在一些地方被“成功”地炒作热卖，炒成天价，这让人不由得多了几分担忧。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手里有点钱了，对精神的追求多了，生发一些鉴赏、收藏等高雅爱好，无可厚非。用黄金纸制成“黄金书”卖，这算得上是书商抓住了市场商机。然而，价格惊人，却还是让一些人趋之若鹜，窃笑的，只是数着大把的钱钞的书商们。

　　能买得起“黄金书”的人，首先可能是把它作为有文化修养的象征。但是，挥掷万金，把书买回家，很多人也只是将它束之高阁而已。那么，这就可以说自己有文化品位了？

　　不可否认，“黄金书”具有保值和升值功能。但是，对书的价值的判断，应该是以“学以致用”为标准，放大了“形式上的拥有”，势必造成“内容上的虚脱”。

　　再者，“黄金书”的消费群体，大多是大款、富豪之类，近两万元一套，这个价位，只能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

　　何况，购买者往往把“黄金书”作为“公关”的奢侈礼品，迎合一些握有权力者的收藏嗜好，在以“书”为礼中，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书”的旗号，“黄金书”却承载着赤裸裸的功利重任，帮助书商与购书者达到“双赢”。

　　说到底，“黄金书”热卖，淡化、轻视的，是书的精神内涵，把它权且演变成一种社交场上的工具，成为市场经济规则下一些熟稔“商业潜游戏”的人的新宠。而事实上，这恰是对人类精神食粮——书的一种扭曲和背叛。

　　我们需要怎样的“黄金书”？

　　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拿“书籍”与“黄金”相提并论。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归根到底，就是说书籍对于中国古代的老中青很重要，可以满足他们的两大快意平生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在崇尚知识的今天，书籍所承载的意义不仅关乎个体的幸福实现，同样关系到人类整体性的进步。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对知识普及满怀希望，并提出“通过知识寻求解放”的口号。相较之下，以“黄金”之名自诩的“黄金书”着实乏善可陈。

　　显然，这些天价“黄金书”对于普通市民甚至“中产阶级”来说并无意义。从本质上讲，那些以“99．9％黄金制成”、售价高达两万元的“黄金书”，不过是把黄金做成了书本的模样，而有机会将它们摆在家里的人，闻到更多的是“金臭”，而不是书香。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黄金书”横空出世，背后更大的利益驱动是“书籍搭台，腐败唱戏”。如广告所称，这是“送给政界人士的礼品”。此时，“黄金书”里的“书”就像“注水肉”里的水一样，表面上仿佛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实际上因为“以次充好”而受到了蔑视。

　　此外，从传播角度说，古人写好书要“藏之于名山”，目的是呵护真理（知识）的种子，等着有朝一日开花结果；而现在出版商把好书“藏之于黄金”，显然多此一举，因为这些“经典”流播天下，早已家喻户晓。即使是为了“可以珍藏几百年”，在电子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也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噱头；而那些所谓“限量发售”，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以黄金埋葬书籍”。

　　如上所述，在十八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有许多天才的书商，资本加速了知识的传播，并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此相比，我们今日所见的“黄金书”，可谓萎缩不堪，因为“黄金深处”并无可以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媲美的、可开今天风气之先的新思想、新乡土。从这方面说，事实上我们并不反对“黄金书”，而是需要货真价实的“黄金书”。

　　本报记者 黄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