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与一代新儒家大师穿越时空的学术连线
人物名片
郭齐勇湖北武汉市人，1947年生。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1年提前毕业，考上硕士研究生。1984年12月毕业留校在哲学系任教，一直到今天。1985年3月获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87年9月至1990年9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萧萐父教授。1993年3月晋升为教授，同年10月增列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8月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至今。现为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主要学术著作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钱穆评传》（合著）等。
郭齐勇语录
我从不给自己贴标签，也不习惯别人给我贴标签。但儒学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为儒学做点事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文明，并发掘它的优长。
儒学反映了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仍活在民间，有生命力。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现代文明尤其是其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 郭齐勇认为，对于学术界而言，中西文化的真正问题在于寻找共同的底线，而非刻意强调差异。
记者手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郭齐勇对中国哲学一直保持批判态度。他学术上的真正转向是从1990年开始的。
郭齐勇表示，自己的隐忧还包括文化层面：一切向西走，就不会去检讨和反省自己的资源。他也认为，一个族群的伦理共识不太可能建立在西方的价值基础之上，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价值转化上。
郭齐勇说，“一个真正的儒家从来不是一个权威政治的阿附者，儒家的正义价值和善是在一起的。”他同意我的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制度保证和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郭齐勇还对一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误解提出了批评，“比如，一提到‘亲亲互隐’，有人就认为是互相包庇。对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论文章，郭齐勇还主编了一本数十万字的著作出版。他引用孟子的话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对于学术界而言，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寻找共同的底线，而不是刻意强调差异。因此，对传统文化加深认识，无论是从批判还是吸收上来说，都很有必要。
因熊十力拜访梁漱溟
1984年初，我给梁漱溟先生写信，说自己正在做关于熊十力的硕士论文，想登门拜访他。因为不知道梁先生的住址，我就把信寄到了中国政协办公厅。很快，我就收到了梁先生的回信，他表示欢迎我去，并告诉他家的地址。
我到梁先生家以后，他侃侃而谈。我担心他年事已高，担心他累着，有几次打断他的话。他很不高兴，把眼睛一瞪，一口气讲了两三个小时。他说到了与熊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批评，说熊先生搞什么本体论、宇宙论，这些都是跟着西方哲学学的，中国哲学没有这些东西，应该讲我们中国原有的哲学。从他的言谈中我知道，20年代初，梁先生介绍熊先生到南京支那内学院跟着欧阳竟无先生学习佛学。不料，熊先生后来从欧阳竟无先生的佛学中跳出来了，用儒家的周易哲学另搞了一套新唯识论的哲学建构。马一浮先生、梁先生都不太同意熊先生的看法。在梁先生看来，这是妄自尊大的一种行为。梁先生认为，中国儒家的思想不需要一个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平平实实做人和做事。他当然也很佩服熊先生，因为熊先生没有受过任何规范的教育，但能够讲出一套自己的哲学。我当时也与梁先生进行了一些学术交流。
后来，梁先生还介绍了他的一些弟子和熊先生的一些故交，我又按照自己拟定的名单和他的指点去拜访了冯友兰、贺麟、周谷城等几十位先生，他们分散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等地，大部分人现在已经故去了。只可惜那时我很穷，连一个傻瓜照相机都没有，连一个录音机都没有。否则，将会留下很多珍贵的资料。
后来，梁先生为我的硕士论文题写了书名。此外，他还应我的要求，给熊先生和夫人的墓碑题了字。通过对几十位先生的访问，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从人生的层面上来说，它的终极性的关怀，安身立命、做人的信念、信仰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这些老师、前辈身上有反映。
因熊十力而成名
1985年12月，武汉大学与北大在黄州开了一个关于熊十力思想的学术讨论会，这个活动是汤一介先生和萧萐父发起的，我是具体操办人。我们把杜维明，成中英都请来了，另外还有日本、俄罗斯等国学者。记得澳大利亚的姜允明先生，他要来参会。我们在武汉的机场接不到他的人。因为我们在黄州开会，交通很不便，又没有手机，我们很长时间也没有等到他。因为当天有大雾，飞机不能在武汉降落，把他运到南京去了。后来，他返回去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之前，我把硕士论文的成书《熊十力及其哲学》赶出来了，在这次会议上给与会者散发。日本的学者把书带回国内，给了京都大学一个很有名的专家岛田前次，岛田前次就在自己的著作《熊十力与新儒学》一书里，多次引用我的《熊十力及其哲学》。他们的推介很有力量，凭借这样的机缘，我正式进入了学术界。《熊十力及其哲学》这本小书，比我后来写的大书影响更大。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这次大会的论文集。
因熊十力与人论战
台湾有一个中年学者，在台湾媒体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批评熊十力，批评内地学者。说熊十力在解放后一点建树都没有，越写越退步。
后来，我写了两篇文章回击。一篇为熊十力先生辩诬，证明熊先生解放后的许多思想是他解放前一些思想的延续和深化。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抗战时期，就是这样讲的。而且我搞清楚了熊十力先生1949年在广州盘桓没有去台湾的原因，决不是这位台湾学者所说的那样人格非常不堪，甚至把徐复观给他的黄金私藏起来。我还有一篇文章从他整理的所谓熊先生的九十六封书信纠出了一百多条错误，其中，有些错误非常明显。因为第一手资料在我这里，他是凭二三手资料，别人还没有整理好的未刊稿做出的判断。当时，北京举行了第九届中国哲学大会，我就把这两篇文章印了一百多份散发给了与会者。
与会的台湾学者就把文章带回了台湾。这位台湾学者就声称要控告总部在美国的国际中国哲学会，说我侮辱了他的人格，要与中国哲学会和我对簿公堂。中国哲学会的负责人很紧张，把他的信转给了国内的一些学者。王元化、方克立、张岱年等先生都对我表示支持，经过一些斡旋，这个事情终于平息。
我驳他的两篇文章，台湾的《当代》杂志不发表，我就把文章改投到新儒家的杂志《鹅湖》，《鹅湖》也不发表。我就写了一封信批评他们，说你们标榜的是学术自由，你们又是新儒家的重镇，我是为新儒家的熊十力先生说话，你们为什么不敢发表？后来，他们还是把我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了。这位台湾学者当年想升副研究员，我的文章在台湾发表后，他当年就没有升成。
抢救熊十力作品
2001年，10卷本的《熊十力全集》出版了。此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以1984年我们去上海抢救熊十力著作的过程极其富有戏剧性。
当时，萧萐父先生正在指导我写熊十力的硕士论文，汤一介先生正在指导景海峰写硕士论文，我们俩就一起到上海熊十力儿子的家里去，看能不能找到他的什么东西。熊先生当时住两处地方，一处是淮海中路，陈毅批给他一个公房。这个房子是熊先生申请的。他给陈毅写信，说自己和儿子媳妇、孙子住在一起，不好写书。因为熊十力参加过辛亥革命，是董必武的朋友，陈毅也很赏识他，就把这处的房子批给了他。“文革”的时候，熊先生被抄家，这处房子被收回去了，熊先生又搬回儿子家。我们找到熊先生的家属，问会不会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就和他的家属一起到上海的长宁区房管所，问熊先生的东西在哪里。正好碰到一个管理员，他说记得有些东西放在一间房子里。因为管理人员不在，我们第二天又和他的家属一起去了。
结果发现了熊先生的藤椅、破檀箱，还有一个破写字台等物。我们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里，居然找到了他读过的一捆书，包括《史记》、《汉书》等。在另一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我们翻到了20年代的《唯识学概论》，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个讲义，有三四种。当时，熊先生代替梁先生，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做特约讲师，讲义就是那时候写的。有两种本子没有了，这里面有。加上我们原来有的一个本子，从这三个本子，可以看出他的新唯识论的发展途径。特别是在1965年，熊先生有一部已经成稿并誊好，只等着影印的《存斋随笔》。如果不是我们这次去找的话，过一段就会被房管所的人卖废品处理掉。
我们还找到他的一些信札，和他一些未发表的东西。比如说1954年他刚刚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后写的两封长信，一封是给北京大学林宰平先生，一封是给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高层的信，这封信非常重要，明确对当时的文教政策提出了批评，并提出要允许办书院，把马一浮先生、梁漱溟先生的书院恢复，并表示要办中国哲学研究所。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意思还是想由自己来主持。这样的信札，就写在过去印的《新唯识论》的反面。此外，我们还发现了毛泽东给他的回信，以及西南联大聘请他为教授的聘书，这是北大蒋梦麟亲自签发的。
此后，我帮助汤一介先生和萧萐父先生在中华书局出了熊十力的三本选集。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思想开始转向。当时也没什么事情做，我们就有了编纂《熊十力全集》的想法。我收集了他的很多信札，有些连头尾都没有。我把信铺满在房间的地上，以弄清楚这些信札的顺序和时间排列。我还把从20年代开始他写的一些文章和别人批评他的文章（特别是在40年代，大量的佛教学者批评他的文章，）全部收罗进来，编成了副卷，以方便以后的学者来做研究。
口述：郭齐勇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