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史学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著有《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等。

　　邓之诚走进燕京大学课堂，身着蓝布长袍，瓜皮小帽顶上打着红结，脚上一双“老头乐”棉鞋，腿带捆在脚脖子上。他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

　　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

　　70多年前，此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那里从不省略。他坚持旧礼，40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称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

　　后人称他“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风”。

　　王钟翰师从邓氏，一日，在燕大喝醉了酒，摔倒在马路边。此事传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耳中，司徒先生辗转找到邓之诚，要他处理。邓听说后，就在桌上放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将王钟翰叫到家中，嘱他“再喝一杯”。又说，若想喝酒，以后尽可来喝个够。王钟翰喝完那杯酒，邓之诚说：“好了，你回去吧。”

　　邓之诚著史，然偏爱野史。他读书札记汇成《骨董琐记》，内容杂糅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前面方介绍了“邸报”，后面就记录起乾隆年间的米价，乃至“葫芦器”、“日本刀”，被人目为天下第一“闲书”。

　　邓氏是杂而到家。红学家周汝昌研习《红楼》时，曾受教于邓。某次，邓轻描淡写地说：《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

　　周汝昌忆及，当他将书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凭书中所记，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

　　邓之诚好藏书，偏偏钟情于清代禁书，所藏甚丰。他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风俗照片，并以此名声远播。据他的学生回忆，很多打鼓的、卖破烂的专门为他收集照片送去，他出高价收买。

　　但他绝没有藏书者惯有的吝爱。他把自己抄录收藏的珍稀书籍，一一付印，广为散布。许多珍贵的物品，他随手拈来，送与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闲游，以二饼金购得《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见的画一幅，甚是珍爱，后来却将画送给了高名凯。学人张中行说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

　　新文学运动方兴时，邓之诚颇不以为然，因而被目为典型的“老派”。据说他憎恶白话文，因此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他一律改成“之”。而邓之文言，也实在地道，张中行评说，“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邓之诚上课，帽子须规规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适，则会狠狠地掷在讲桌旁边的地上。

　　新老两派争执不休，许多人这才有幸在课堂上听邓之诚这样骂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此翁口音极重，表情又认真，令人莞尔。这样的评价，他年年都要讲几回。

　　胡适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后人点评这段历史，认为新旧两派可以激烈辩论而并存，正体现出大学之自由开放精神。

　　然而邓氏放口嘲讽胡适时，一定未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1949年后，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有人慷慨陈辞：“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

　　时人回忆，散会后，邓氏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他“目中茫然”。

　　后来，他留在北大，没有学生，也不上课。当年人人以听其讲课为幸的邓先生，因为没有授课记录，工资下调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