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穆斯林女律师布沙拉·哈利勒披露，在一次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中，萨达姆告诉她：“我不惧怕死刑，上法庭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是要为伊拉克辩护。”这听起来有些悲壮的话语，更像是出自一个民族英雄而非暴君之口。然而，萨达姆不知道，在他深陷牢笼的这些日子里，外面发生了些什么？这些多多少少与他的命运有关的事件，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伊拉克的未来，也影响着美国的中东政策。

　　过去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一直向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石油生产国倾斜。随着冷战结束，诞生于反苏背景下的逊尼派“基地”组织的反西方意图日趋明显。“9·11”事件促使美国将多年积累的不满与对“基地”组织的仇恨合在一起：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实现对逊尼派政权的重新改造，成为美国再次全面干预中东事务的理由和动机。无疑最理想的下手目标，非萨达姆政权莫属了。

　　萨达姆政权体现世俗政治与伊斯兰政治的双重特点。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有着现代政治体制的各种要素：政党政治、议会、选举制。然而它又是典型的伊斯兰政治的产物，体现的是逊尼派在中东地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现实。因而萨达姆即是西方政治学概念中的独裁者，又是伊拉克教派政治中代表逊尼派统治的逊尼派领袖。在伊拉克，虽然阿拉伯逊尼派主导统治，但什叶派却占人口的多数，且又紧邻什叶派国家伊朗。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决定了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最危机四伏的政权。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下，萨达姆不得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然而，萨达姆之所以为西方所厌恶，并非独裁统治。而是他那独断专行，敢于对西方说不的狂妄个性。以及翻手为云拂手为雨的对外政策。他时而打美国牌，时而打苏联牌。为了称霸海湾，主导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萨达姆不惜得罪他周边的逊尼派战友。统治上的脆弱和内外政策上的失策。使他最终成了布什政府手下的“软柿子”。联合国长达十年的制裁，大大削弱了本来就不强的伊拉克。美国人来了，一阵狂轰烂炸，“强大”的军队一触即溃。挖地三尺也没能找到萨达姆称之为“穷人原子弹”的东西。就这样，萨达姆用“空城计”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曾经支持对伊动武的美国著名新保守派学者福山认为，因为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为了证明发动战争的正当性，才把推翻萨达姆独裁统治、实现民主作为对伊政策基石。由此看来，萨达姆不过是美国政府用来证明其发动战争合法性的替罪羊而已。为了影响国际视听，布什在各种场合将萨达姆描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

　　借助西方媒体的强大传播网，布什政府不仅牢牢控制着解读萨达姆其人其事的话语权，而且还成功地将美国公众关注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视线转移到萨达姆暴政、原教旨主义及中东是恐怖主义策源地上。为了满足“坏人终将受到惩罚”的大众心理，布什政府甚至将原本是一场冷酷、不择手段的以强凌弱政治导演成一出追捕伊拉克前政要的“扑克牌”游戏。

　　伴随着伊拉克局势的动荡和美军居高不下的占领费用，美国国内对是否继续占领伊拉克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布什2005年底的圣诞节讲话：“我们的国家（在伊拉克）只有两种选择：胜利或者失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这种“胜利或者失败”的口号，实际上是在误导美国人，即要么选择“坚持就是胜利”，要么选择“放弃就是输掉”。

　　可见，伊战结束3年之后，美国布什政府仍然希望在伊拉克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建立起稳定世俗的民主政府。然而布热津斯基等学者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是十分困难的：一是美国不能提供足以平定反美武装的军队数量；二是无法制止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

　　尤其是第二点，因推翻萨达姆而引发的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冲突，并不会随着美军的撤出而消失。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否是美国留给伊拉克或者说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包袱”呢。美国越来越多的分析家认为，伊拉克不会是布什政府最初设想的中东民主国家的榜样。这表明，经过几年血的教训之后，美国人对伊拉克的“国情”有了越来越透彻的了解。

　　萨达姆政权曾是中东现实政治中的一部分。无论伊拉克的未来如何，萨达姆都将在伊拉克的历史上留下印记。正如前述女律师的见解：萨达姆如同中东地区出现过的其他政治强人一样，曾雄心勃勃地要把伊拉克建成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