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引渡外逃贪官的外交和法律障碍问题，如何尽最大可能挽回经济损失，是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从国际法上讲，如有双边引渡条约，那么将外逃贪官引渡回国就会顺利许多。但目前与我国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只有21个国家，荷兰、美国等国并不在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国家之列。按照国际惯例，我们通过外交途径向荷兰提出引渡请求，并提供犯罪证据；荷兰方面则参照本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决定是否把犯罪嫌疑人交给我方。由于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引渡外逃贪官原则上必须按照荷兰本国的司法程序。

　　目前，我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追捕外逃贪官:一是引渡；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三是区域性的司法协助。我国边疆省份检察机关与相邻的泰国、缅甸、俄罗斯等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了刑事司法协助，共同对付跨国犯罪，互相协助缉捕外逃的犯罪嫌疑人，通过这一途径，每年都有外逃的犯罪嫌疑人落网。杨秀珠就是按照第二种途径由国际刑警抓获的。

　　抓获外逃贪官其实只是第一步，还有后边的引渡、取证、审判等一系列较为繁琐的程序。尤其是引渡，由于国际通行“死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原则等，再加上中外法律差异，引渡工作经常陷入僵局。比如赖昌星尽管早已被加拿大警方控制，但至今都没有被引渡成功。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法律障碍就是死刑问题。

　　死刑犯不引渡是一条国际社会的传统原则。罪犯逃往国只要断定遣返罪犯后，按照逃出国的法律有可能被判处死刑，通常情况下就不会引渡，以显示他们对“人权”的保护。“引渡”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外交关系问题。“引渡”问题一般通过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交涉解决，而两国司法部门直接接触解决的情况反倒较少。罪犯逃往国的外交部接到逃出国外交部的申请后，交给司法部门判定是否符合本国规定的引渡条件，如果符合，也要由外交部最终确定是否实施引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引渡”包含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因素往往在实际中成为妨碍引渡成功更为深层的问题。

　　在引渡问题的国际司法协助上，应当既要坚持原则性，也要发挥灵活性，探索引渡合作的新形式。为实现把外逃贪官引渡回国予以制裁的目的，可以开展所谓“有条件”的引渡。

　　（南方日报/刘武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