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5月21日电（记者陈鹏　万一）从《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到《寻枪》《可可西里》《千里走单骑》，再到贾樟柯那种极度张扬的汾阳电影——《小武》《站台》《世界》；随后有方言评书、方言小品、方言电视剧、方言蒙太奇……方言影视作品在中国内地的异军突起。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捧回大奖的云南方言电影《好大一对羊》制片罗拉告诉记者，如果电影不启用本土演员，不让他们操持纯正的云南昭通方言，这部片子的艺术冲击力绝对会大打折扣。

　　他说，从艺术的角度看，方言代表了民间最纯正鲜活的生活形态，它不会扭曲，更不容易遗漏本真的生活信息，反而由于语言的力量让电影本身充满可信度。

　　其实方言电影很早就有，1950年代揭露讽刺国民党基层政权鱼肉乡民、互相倾轧的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但1950年代中期之后，方言在推广普及普通话的重压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直到80年代四川方言剧兴起、东北小品火爆之前，方言很难真正在影视作品中崭露头角，除非是“领袖”们在银幕上操持一口标准的家乡话。

　　云南大学社会学家马居里说，方言剧通过对中下层平民日常生活的全景展示，赋予这些以往毫不起眼的市井小民以仪式性的观看地位，着眼于身边普通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鸡毛蒜皮，比如广东电视台热播的《外来媳妇本地郎》，四川台的《王保长新篇》、重庆台的《雾都夜话》，让当地人倍感亲切。

　　方言剧显然不仅仅满足于制造狂欢，“可观的经济收入”是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吸引大家拍摄、播放方言剧的主要原因。

　　昆明某影视公司的负责人王小涛说，方言电视剧低投入、高产出，通过打造系列短剧可以对整个电视台的电视剧经营起到支柱作用。

　　云南艺术学院教师严程莹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并存是正常现象。方言影视作品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它折射出地域文化现状。方言剧作为文化身份的标志之一，只要把握得当，必将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