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利，26岁，法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高新科技事务专员，中文表达流畅，自述认识汉字近1000个，但书写起来有些困难。他特别向笔者解释自己的名字：从小就叫这个名字，跟在中国直销的“安利”产品无关。

　　庄米歇，33岁，担任一家法国在华企业的审计师。他说话时语速极快，眉头紧蹙，自认中文水平“马马虎虎”。太太是上海人，他因此学得两句标准的上海话。他说自己能认50个汉字，其中认得最准的是“家”字。

　　庄米歇和黄安利都长着标准的中国人面孔。他们先后毕业于法国ＥＳＳＥＣ商学院，但是他们是在中国相识后成为朋友的。

　　学汉语不逼不成器

　　从爷爷当年由汕头到南亚，再辗转到法国，黄安利家三代都生活在法兰西。像大多数华裔后代一样，黄安利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要求学中文。

　　“那时我根本就不想学，为什么我的法国同学都不用学，我就非得学呢？”父母的回答与一般华人无异：你是中国人的后代，必须学习自己的语言，把根留住！于是，黄安利被送到巴黎一所中文学校学习中文，每周一次，每次学一个半小时。

　　现在，黄安利对父母“逼”自己学习中文充满感激。掌握中文对他意义重大：“根的回归”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外国人都能懂汉语，而中国人的后代却不会讲，那多丢脸。”黄安利说。“另外在法国生活，会讲中文对生意和工作至关重要。现在的贸易都是国际贸易，法国和中国的贸易那么多。”父母常对黄安利讲，过去有的华侨被问起是哪国人，就讲自己是韩国人、日本人或者柬埔寨人。“现在不同了，中国发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谈中国，华侨会很骄傲地讲自己来自中国。”黄安利说。他还以自己曾经就读的ＥＳＳＥＣ商学院为例，说明时下的“中国热”：“去年开设中文课的班有2个，今年增加到7个。”

　　看到黄安利的中文水平，庄米歇对自己感到遗憾：母亲从没在语言学习方面过多地要求他，自己已经错过了学汉语的最佳时机。不过他与中国缘分不浅，至今已两次来中国工作。第一次在上海，工作了两年半。庄米歇说，当时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讲一些中文，还娶了一位美丽的上海姑娘。

　　现在，太太成了他的“语言助理”。他告诉笔者，这次来北京工作，跟公司签的合同是18个月。说到这里，他有点分不清应该用“一个半年”还是“一年半”来表示，马上转身向太太请教。尽管自己中文不行，但庄米歇欣慰的是弟弟妹妹从小就很注重中文的学习，中文讲得比他好一些。

　　“一半一半”的优势

　　与父母那代不同，庄米歇的生活圈子不再只是华人，而是有很多法国人和其他族裔的人。这让他一度不知道自己的文化归属——这也是很多被称作“香蕉人”的华裔的困惑。

　　“说我是法国人吧，我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而且红酒不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喝茶；说是中国人吧，我从生下来就接受法国式教育，思维方式和想法与中国人不一样。我只能说自己是一半一半。”现在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庄米歇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在中国为法国公司工作，既可以理解法国老板的想法，还可以吃到中国菜、听中国音乐、了解中国人。最关键的，他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定位：国际人！

　　在黄安利看来，处于两种文化之间，正是华人在“中国机会”面前的明显优势。“我现在来到中国工作，代表法国与中国人打交道，能很快得到认同。中国人会认为我是‘自己人’。”黄安利到过一趟汕头，那是他爷爷的故乡，在那里没有人把他看作法国人，而是把他当作“老乡”。“我听到潮州话，备感亲切，因为这是我父母的语言，我也会讲，我用潮州话跟他们交流，他们请我去家里做客、去喝茶，我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而当我遇到法国人时，虽然从长相上看，他不会认为我是法国人，但是只要我开口讲话，他听我的口音就知道我是法国人，大家会感到很亲切。特别是在中国，法国人毕竟还不是太多。”在黄安利看来，这些非常独特的感受，是汉语讲得再流利的白皮肤“老外”都不会有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你说我们华人是不是很有福气？”

　　在文化冲撞中认识中国

　　在法国通常的情况是，同事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天，下班后最不想再见到的人就是同事。但是第一次来中国工作庄米歇就发觉，人们希望与老板或同事的关系保持良好，下班后大家还一起去吃饭、逛街和旅游。对于从小在法国生活的他来讲，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读了ＭＢＡ的黄安利对此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国公司的老板对企业的员工有一种父亲般的关心，可以问员工有没有结婚，甚至给他介绍对象，但是在法国公司里这些肯定不会发生。

　　对于黄安利和庄米歇，中国的“关系学”也很深奥，不好理解：在法国虽然也有“关系”存在，但利用关系做事一般是很让人看不起的，但是在中国，“关系学”好像更被大家接受：利用关系办事似乎理所当然，而且谁的关系多、路子硬，就会被人羡慕。

　　让黄安利不能理解的不止于此。在法国，人们的收入水平是依毕业院校、经验、能力来决定的，而在中国很多时候要加上其他因素。“在法国毕业于同一院校的人不管到什么公司，其收入水平大致相同，但在中国同一学校毕业的人因为工作单位不同，收入水平往往相差很多。”

　　在中国，黄安利看到了种种不同于法国的情况，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站一站，他也理解了很多。过去他一直想搞清楚“中国人为什么能接受贫富差距悬殊的事实”，到中国后他跟随北大的老师走了很多地方，了解到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十几亿人口大国，他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