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融(1892~1949)四川成都人,回族,字仲昭,文学翻译家,早年留学日本、法国,“九·一八”事变后归国。
老舍在文中这样调侃好友马宗融:“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 ‘宗融兄,不是三点有会吗?该走了吧?’有人这样提醒他,他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手杖……便匆匆地走出去。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谈,至少有10分钟的话。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过去解劝,还许把别人劝开,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遇上某处起火,他得帮着去救。有人追赶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
在马宗融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老舍之子舒乙又朗读了这段文字。与会者多为马宗融多年好友,参加纪念会的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专业教授李存光回忆:“读罢,全场俱笑——友善的、开心的、带着怀念的……”
马宗融热诚、健谈,在“文人圈里尽人皆知”。夏衍曾忆,他与马宗融初逢,料想“下午两点见面,谈两小时,总可以对付”,不料“这位马教授是一健谈家,从时局谈到文艺,又从文艺谈到重庆的‘四大名旦’。天快黑了,看表是六点,但他余兴未尽,只能约定下次再谈。”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一个月里要去他家几个夜晚”,“一壶咖啡,海阔天空,宇宙苍蝇,无所不谈。当然,更多的是谈现在,却没有人会担心别人出去打‘小报告’”。
巴金在《随想录》中也提到马宗融,形容他“如同一团火”,巴金从他身上悟到了“交友之道”——“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会跟人打架”。
据后人忆,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有一教授思想进步,同学生接近,终被学校解聘。另一位与马相熟的教授前来串门,其间讲了不少被解聘教授的坏话。马越听越不耐烦,终于发了脾气:“你诬蔑他就是诬蔑我!我不要听!你出去!出去!”
多年研究马宗融的李存光说,马的热诚,不仅体现在待友之道上,更多还“体现在对时局的关注与随之而来的个人表达上”,是一种“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
马宗融一生敬仰鲁迅:“……最爱鲁迅那憎爱分明、不屈不挠的‘固执’,不怕开口,把自己的态度与立场表现得明明白白”,以“尽其为文人的作用”。
1946年,复旦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军警开进校园逮捕学生,马宗融当即在校务会议上慷慨直言,拍案怒斥。随后,马宗融收到当局一封公函,邀其去参加“中央训练团”的高干培训班。他“勃然大怒,掷之于地”,要复旦大学原样退回。
马宗融依仗自己高大强壮的体质和教授身份,经常在夜深时提着粗手杖,将示威学生送回宿舍。有一次送罢学生,天黑路陡,竟从高高的河岸上滚下坡去。
1947年,复旦校长章益约见马宗融等几位教授,说是接政府命令,要求其停止支持学生活动,否则“下学期停聘”。马宗融听罢“甩门而出”,终被解聘。后举家渡海往台北,任台湾大学教授。
巴金曾这样评价马宗融:“……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身上闪闪发光……我习惯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
但这样一个“闪闪发光”的马宗融,死时却甚为暗淡凄凉。国民党败退前夕,台大人心惶惶,一潭死水。马宗融“渐躁”,时常独自高喊:“我的书!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又一年,身染沉疴的马宗融回到上海,时值兵荒马乱,其女马小弥回忆:“夜里戒严,连送医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两个孤儿束手无策地看着他咽气。”
生前,马宗融曾为一亡友撰写悼文,文中道:“他死了,但心还活着,因为一群他所爱的生者,还在艰难的时局里挣扎着!”有后人评,此言虽为追念亡友,但用于自身“亦恰如其分”。的确,马宗融之后,“此种热情竟是越来越稀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