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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有时候“无理”得可爱，这边屡屡抱怨官员“只能上不能下”，那边对于有主动要“下”者又心生狐疑：咋能想下就下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深圳市旅游局长池某因为“身体不允许从事繁重工作”主动提出提前退休之后，便掀起了一场如此这般的讨论。5月15日，深圳市委组织部宣布52岁的池某正式退休。（5月23日《华商报》）消息一经公布，社会上最多的传言就是“池某退休之后将下海”。 逻辑上，退休前的池某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国家公务员，是“官”，辞职后的池某便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老百姓，是“民”。但舆论对于其提前退休原因的多版本猜测，对其退休后会否下海的传言，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角色转换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面对种种议论，池前局长大可不必感到委屈，他所受到的舆论“关照”，与其说是针对他本人，莫如说是在当前官员利益瓜葛难以明辨的背景下，民众对于一个群体的“关照”。
“提前退”局长可不可以下海？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说，当然可以。但在当前情况下，要让退休的官员堂堂正正地走向“海边”，不仅仅需要“自身正”的前提，更需要具备三个“充要条件”：其一，突然辞职理由是否正当，是不是“捞了”之后以退求“安全”？其二，辞职时有没有“突击”“积累资本”？其三，是否给辞职后的下海留下了“权力期权”？
只有从制度上消除此三疑问，官员辞职下海、退休经商的事情才能“正常化”。然而，这三个“充要”条件，恰恰对应折射了我们三项制度的重大欠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离任审计制度、官员离职监督制度都不完善。
对于官员财产公开这类“阳光法案”一直在呼吁，但没有下文。对于离任审计，带着“病”升职，带着“问题”退休衍生出来的荒唐事屡屡出现。对于离职监督，是指在位时为某企业或个人谋利，广结善缘而不图即时利益，等从岗位上退下后再坐享“反哺”，问题暴露已久，治理的办法却总显出“鞭长莫及”。
新华社曾公布一组数字，2000年到2003年三年半时间里，全国各地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并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可见，如池某一般身陷离职漩涡中的大有人在，却是几多“冤枉而无奈”。江苏、浙江等地出现过地方性的规定，比如“提前退干部不得在原工作领域里经商”、“三年内向组织汇报商业活动”等，却多显出地域性规定带来的“力不能逮”。
随着越来越多辞职干部的出现，这些规定急需梳理并在各地推广开来。这不仅是对于民意的“利民”回应，更是保障官员正常权利的“利官”之举。表面上看，落实这些举措困难重重，且“有损”官员利益，但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却是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充要条件”。
毕诗成（陕西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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