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沈阳5月25日专电

　　新华社记者徐扬

　　“官司我要打到国际法庭，否则我死不瞑目。”在电话的另一端，记者能感到杨宝山老人声音的颤抖。

　　85岁的杨宝山是平顶山惨案诉讼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也是74年前平顶山惨案幸存者之一。令他气愤至极的是，5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平顶山惨案”诉讼案作出判决，驳回了中方原告的上诉。这项判决，宣告着平顶山惨案在日本通过诉讼讨回公道的大门被关上了。

　　一个3000多人的村落从地球消失

　　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起平民大屠杀。1932年9月16日，侵华日军突然包围了辽宁抚顺平顶山村，以村民协助抗日为由，把全村3000多名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驱赶到平顶山下，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然后焚烧尸体，炸山掩埋，销毁证据，随后又纵火烧毁了全村800多间房屋，制造了“平顶山惨案”。从此，平顶山村从地球上消失了。

　　惨案幸存者、83岁的杨玉芬对此永生不忘：“快到中午的时候，日本兵把我们驱赶到牛奶房那里，说是要照相。但黑布蒙着的不是照相机而是机关枪，黑布摘了，大屠杀就开始了。机枪扫射完了还用刺刀检查。我被父母护着活了下来，但全家死了18口人。”

　　如今，在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里，尸骨交错，依然能看出屠杀现场惨烈的样子：母亲搂着孩子、丈夫护着妻子，以及锈迹斑斑的弹壳。

　　10年漫漫诉讼路

　　惨案过去了这么多年，日本官方始终没有承认过这起大屠杀，甚至还有人为屠夫著书掩盖罪行。1996年4月，尾山宏等日本律师采访了惨案幸存者，表示愿意为他们提供法律支持。于是莫德胜、杨宝山、方素荣3个幸存者委托日本律师团代理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受害损失的诉讼。1996年8月14日，日本律师正式将平顶山一案的诉讼状递交东京地方法院，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诉讼之路。

　　1997年3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年75岁的莫德胜赴日诉讼。他站在法庭上，用死里逃生的经历控诉了日本法西斯的暴行。

　　2002年6月28日，在开庭审理数十次之后，东京地方法院终于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事实，但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关于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

　　“认定事实是胜利的第一步。”杨宝山等幸存者和日本律师团继续上诉。2005年5月13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支持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再次驳回了中国原告诉讼请求。就在这次判决宣布10天后，为诉讼耗尽心血的莫德胜含恨离世。幸存者越来越少，希望似乎也越来越渺茫。

　　“二审败诉后，我们很快就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这是诉讼的最后一步。”日本律师团律师川上诗朗对记者说，希望能在最后关头出现转机。

　　然而，今年5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平顶山惨案”诉讼案作出判决，驳回了中方原告的上诉。这就意味着历时10年的平顶山惨案对日诉讼在日本宣告失败。

　　公道自在人心

　　抚顺市社科院院长、平顶山惨案诉讼抚顺市民声援团团长傅波说，日本宪法有“国家无答责”的原则，意思是说要用法理保护国家公务，不能指责国家和追究国家的责任。然而，日本政府是一系列国际公法的签约国，战争期间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就是犯罪，作为犯罪主体的政府理应承担责任。

　　日本律师团认为，日本法院之所以“认账”却不支持诉讼请求，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平顶山诉讼开了先例，那么在成文法和判例法相结合的日本，慰安妇、劳工、毒气等类似案件的审判对日方就很不利。

　　官司输了，但惨案的真相在日本却赢得了不少同情和支持。这10年间，3位老人一次又一次远赴日本现身说法。杨宝山说：“一次，在日本千叶县，我把事实告诉了在场群众，许多人都痛哭流涕。”日本律师团成员大江京子女士说：“现在日文关于平顶山惨案的网页有几千个，其中绝大多数是真实介绍惨案的。诉讼不仅是要在法庭上得出结论，也要让日本民众知道真相。”

　　记者了解到，如果仍想在日本将这个官司打下去，只能以新的幸存者为原告起诉。根据最新统计，目前平顶山惨案幸存者除杨宝山、方素荣外，还有4位，其中最大的92岁，最小的74岁。“是否从头再来，我们正在与日本律师团商量。”傅波说。

　　杨宝山说：“打官司不是为钱，我可以不要赔偿，只要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否则惨死的冤魂能安息吗？”傅波认为，日本法院的判决，是对其司法独立性的莫大讽刺，“日本犯下的所有侵华罪行，都已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