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6-28:29:16且看，一张小小的卡片，就能使城市为之不安。仅2005年，上海市城管部门收缴的非法小广告卡就有24吨。“小广告”每张平均重1克，以一吨100万张，每张长10厘米计，24吨卡片可以从上海铺到哈尔滨。

　　当年孟尝君“食客三千”，如今的上海恐有“卡族三千”。“卡族”绝大多数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更小，故曰“卡娃”。“卡娃”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他们渗透了陆家嘴、淮海路、外滩等一切繁华地段，渗透了地铁、火车站等一切交通要道。

　　一张张小小的广告卡不仅影响市容，背后更传递着利益信息：办假证、卖机票，黑广告……时间一久，“卡娃”们竟也形成派系，将我们的城市隐性地分割成他们的一个个隐性的“水泊梁山”，利用管理部门的执法尴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卡娃”令人不安，但也值得同情：小小儿郎，本该念书，甚至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究竟是什么不可抗的原因，让他们受雇黑手，风雨为餐。宏观地看，未来几年将有2亿多农民融入城市。“卡娃”，何尝不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向沿海转移的一支“斥候”，一支游骑。

　　“亚文化”也好，“问题少年”也罢，“卡娃”并不明白自己的属性，并不知道城市对他们的关注，为了生存，他们整天游走在灰色地带，小小年纪学会抽烟，学会欺诈，甚至泡发廊、闯赌窝……

　　让我们以现代人的博爱，关注“卡娃”。

　　混进“江湖”

　　“小胖子”一开始并不知道发卡是怎样的一个工作，他连飞机都没有见过，更别说对飞机票打折有什么概念了，因此，他惴惴不安地问那个男人，“这么高的工资，我不懂怎么办？”男人笑了：“傻子都能发卡！”

　　2003年的时候，上海街头发小广告卡片的人还不是很多，应该说刚刚兴起，因此人们对这些“卡娃”并不十分反感。

　　“小胖子”他们就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那是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老棚户，两个孩子挤在一个小房间，每天早上7点多喝一点稀饭就出发，一直发到夜里七八点钟，他们不敢偷懒，因为老板就在附近看着他们，谁知发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出事”了。

　　“那天，我和小华正在发卡，老板在附近忽然叫了一声‘快跑’，我跨过马路上的栏杆就跑到对面去了，小华慌乱中跑反了方向，一头扎进城管怀里。”

　　“小华被警方送回了甘肃，从此再也没有来上海，他回到甘肃的时候，我爸妈也刚好回家过年，看到我留的那封信，满世界找我的线索。我给家里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上海找到工作了，工资很高，每个月有500元，妈妈在电话里哭得很厉害。”

　　“我连续两年没有回甘肃，每个月省吃俭用，除了买书花些钱，其余的都寄给了念书的哥哥。”

　　“2004年，做打折机票生意的老板开始多起来，竞争激烈，我这个人应该说是比较聪明的，我会看人，别的小孩子一天发几百张却没有一个顾客买票，我一天发100张，就起码有三四个人打电话去问票价。这样，老板就把我的工资调整到了600元一个月。”

　　上海“卡娃”两大派系

　　2005年，“卡娃”在街头泛滥，为争夺客户源，他们在各自老板的指使下拦在天桥、人行道中央，强行将广告卡塞进行人的手、口袋、提包……这样的扰民之举，引起了公愤。

　　“卡娃”们逐渐形成派系，争夺地盘。“小胖子”率领了一帮弟兄，经过近一年的棍棒交战终于在淮海路稳固了地盘。

　　上海现在的“卡娃”主要分“南方派”和“中原帮”。“小胖子”最终以他的号召力和“不要命”的战斗力成为“南方派”的核心人物，威震“中原帮”。他成了各大老板争抢的“人才”。

　　小胖子的威严

　　5月14日，下午2时多一点的时候，淮海路襄阳公园门口，一邋遢男孩挡在途经此地的一位上海小姐右前侧，女孩吓得赶紧止步，就在这一瞬间，邋遢男孩一只手已经伸到姑娘的胸前，将一张广告卡片“送进”衣内。上海小姐尖叫着退步，还没缓过神，邋遢男孩已经闪至四五步开外咧嘴坏笑，姑娘顿时满脸绯红，怒目圆睁骂了几句匆匆走开。

　　邋遢男孩是在这条街上发打折飞机票广告卡的一名“卡娃”，人称“假东北”。

　　“假东北”的眼神还没有从上海小姐的背影中转回的时候，他的小腿已经从后面挨了狠狠一脚。踢他的是一个哈韩穿着风格的胖胖的男孩。胖男孩也是一名“卡娃”，人称“小胖子”。

　　“小胖子”是这一带甚至在上海“卡娃”族中都颇有声望的一个“老大型的人物”。“看不顺眼就打！”这是“小胖子”后来对我们的解释，所谓看不惯，往往都是因为这些“卡娃”坏了规矩。“上海滩发卡的人中数我做得最好，每个月1000多元工资，在上海，可以说你找不到第二个！”这个脖子上有一道显赫刀疤的18岁男孩几乎悉数将“卡娃”的内幕告知记者。

　　辍学离家来沪

　　“小胖子”姓陈。“我2003年离家出走到上海时才15岁，老家在甘肃农村，穷得叮当响，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每年在家种田丰收的话也挣不到2000元。”

　　“因此，从我上小学时起，父母就常年在外地建筑工地打工，一年到头只能见到他们一次。2003年，哥哥考上了大学，他是学钢琴的，一年费用起码1．5万，爸妈打工一年也供不起他的学费。”

　　“姐姐本来也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大学，但是家里实在太穷，最后放弃了，但姐姐不愿意这样一辈子守着那片黄土，于是一边打工一边复习。”

　　“这一年腊月，我渐渐萌生外出打工的念头，我想用我的力量支持哥哥姐姐念完书。”

　　“快放寒假了，我花5块钱买了十几个馒头就锁门出发了。和我一起偷偷走的还有村里的另一个伙伴小华。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随身只带了五六十元钱。我们俩一路和检票员捉迷藏，到了上海。”

　　夜晚，两个孩子就睡在地铁出口、商场屋檐下，没有被子，就找马粪纸、塑料袋把自己裹起来。两天后，所有的馒头吃光，盘缠也用光了，可工作还没找到，两个孩子慌了。就在“小胖子”躺在火车站天桥上望着下面的车流发呆时，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在他面前蹲下。

　　“一看你这身打扮就是从乡下来的，没饭吃？跟我发卡怎么样？包吃包住，每个月给你500元。”500元！在老家，一个成年工在工厂打工一个月也不过300元，“小胖子”兴奋地连连点头。就这样，他走上了“卡娃”的道路。

　　前途迷茫

　　第二天中午，记者如约再次来到襄阳公园，“小胖子”躺在襄阳公园的树林里看书，上午，他刚在襄阳服饰市场发了十几张打折广告卡，就接到了两笔到广州的单子，按照规矩，他可以提成20元。

　　虽然做得不错，但是我也渐渐厌倦了发卡的生活，觉得没有奔头。尤其是今年春节回家过年后更想找个正当的职业。

　　这是我自2003年离家出走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乡亲们夸我有出息，有人给我介绍村里的姑娘，还有人希望我把他们家的孩子也带到上海发卡，但我都拒绝了。

　　我看到了离家时写的那封信，被父母叠好放在抽屉里。我已经不想回老家生活了。

　　“小四川”、“小不点”当初都是与父母闹别扭后跑到上海做“卡娃”的，他们也不想再继续这样的营生，“被老乡看到，实在太丢人！”用他们的话说，“卡娃”圈子乌烟瘴气，经常有“卡娃”的手机、钱物被同伴偷走，他们互存芥蒂，斗殴时有发生。

　　“地铁二号线里有二三十个卡娃，有一次打架，其中一个被推进轨道差点出事。”

　　“卡娃”们多处于青春期，蠢蠢欲动，借着发卡机会骚扰时尚的女孩子是常有的事，但严重的是，有些“卡娃”会和小偷勾结起来偷东西。

　　因此“小胖子”担心长此游走在犯罪的边缘，很容易走上歪路。

　　“卡娃”们除了上网、喝酒、打架外几乎没有其他业余生活，很多人十三四岁就学会了抽烟，“小不点”现在每天至少需要一包烟。

　　“小胖子”的“宏伟蓝图”是开一家“真正的兰州拉面店”，届时将女友接来做老板娘，但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仍将继续“卡娃”生涯。

　　执法多困惑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处副处长赵海田说，城管部门其实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整顿，仅2005年，上海市城管部门就收缴了24吨小卡片，涵盖家教、汽车清洗等各种领域，最多的依然是机票代理小广告。

　　她认为“卡娃”现象无法根治的主要原因是：50元以下的罚款只能针对散发小广告的个体，要制约印制单位或雇用卡娃的后台老板都不具备继续操作的可行性，无法追根溯源。

　　对此，赵海田认为，目前城市的老百姓已经普遍认为非法散发广告卡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应尽快修订法律法规，加强对印制单位和雇用卡娃单位的约束。据《新民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