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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武改红抱着两个孩子的照片，每看一次都是对心灵痛苦的煎熬事发后，受害者家属将装殓两个孩子的棺材放在刘代军家中
核心提示
5月8日，周至县四屯乡下三屯村两个孩子被邻居杀害。日前，周至警方委托西安安康医院对该案嫌疑人所做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有了结果：杀害两孩子的刘代军是精神病患者，无行为责任能力。
重性精神病患者酿成的惨案屡有发生，如何加以防范，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惨剧 姐弟惨死“武疯子”之手
直至血案发生，周至县四屯乡下三屯村的村民也没意识到刘代军有病。
但周至县刑警队参与案件侦破的刑警说，他们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刘代军显得很呆滞，不然也不会为其申请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日前的鉴定结果证实了刑警的猜疑，刘代军没有行为责任能力。
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行为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
2006年5月8日晚，刘代军敲开邻居房门，用木棍袭击了67岁的简志中。之后，简志中的孙子孙女被残忍地杀害在床上。当时，简家只有这祖孙三人，简志中的儿子儿媳在西安卖菜。
次日白天，简军利、武改红夫妻俩被从西安叫回家，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面对家破人亡的变故：老父亲在医院抢救，11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再也不见了。
亲戚朋友没敢让夫妻俩看孩子，赶紧做好两口木箱，算是将孩子入殓了。
村民只是疑惑，刘代军一直那么老实，“软人一个”，刘简两家又没有什么矛盾。
刘代军被警方带走后，他的媳妇和孩子离开了村子。装殓惨死小姐弟的两口木箱被抬到刘家安放。箱子上放着锅巴、酸奶和方便面，都是孩子最喜欢的零食，平日里又不能轻易吃到。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没人拦着，虚弱不堪的简军利和武改红就会扑倒在这里，死命地哭。“爸妈挣钱为啥的，不就是给你俩花的……”一个月前，两口子离开家去西安，怎会想到就是和娃的诀别。两个孩子的相片被母亲搂在怀里就没松过手，直到再次哭昏过去。
家里的墙上还贴着上三年级的女儿的奖状，是优秀学生、优秀班干部。武改红时常就糊涂了，有时候正哭着，她就突然站起身擦了泪：“我得给娃做饭了，娃吃了还要上学呢。”
但很多痕迹都在提醒着简军利、武改红，家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多么恐怖。地上、门框上、甚至在离床很远的立柜上，都是血迹。血迹不时迸到眼睛里，提醒着他们现实的一切。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完了，彻底完了，乡亲们摇头。简军利和武改红盼来孩子不是容易的事，他们结婚六七年都没有生育。终于有了一对聪明可爱的儿女，终于小儿子也3岁了，两口子以为，终于可以省省心，出门挣钱了。
而且，武改红已经做了绝育手术。
为难 放不能放，关不能关
民间习惯把有破坏行为和对他人有伤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叫“武疯子”。目前，周至警方对刘代军这个“武疯子”很伤神。
“有关事情正在协调。”周至四屯派出所副所长朱健介绍，按说有了鉴定结果，刘代军没有行为责任能力，就不该继续被关押在看守所，而该被强制收治。西安市公安局为了贯彻好《西安市强制收治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精神病人办法》，还专门出台了若干规定，自今年3月1日起执行。规定中明确，有杀人、放火、强奸、爆炸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公安机关应实施强制医疗。西安市安康医院是执行强制医疗的专门机构。
可现实并非像条文那么简单，面对应该被送往安康医院强制治疗的刘代军，周至警方头疼了，治疗费用在哪里？刘代军没有工作单位，作为监护人的其妻子又离家走了，警方打了报告，向县财政协调。虽说不合适，但刘代军也只好暂时安身看守所，放也不能放，“放回去咋办？没有监护人，有可能还会出事。”
何况受害人家属的情绪还激动着。简志中至今还在医院里，生命倒是脱离了危险，但医药费成了大问题。简军利和武改红一段时间以来哭喊着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娃冤枉啊，我要为我娃报仇。
他们用这种最通俗的语言所表达的，无非是想看到凶手被绳之以法的愿望。
可刘代军是精神病人，于是，普遍意义上的“报仇”，他们等不到。这样的结局让无辜受害的简家更难接受，简军利和武改红感受到更深刻的是没有发泄出口的伤害。
类似这样由“武疯子”酿成的人间惨祸很多。近年来，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经常发生，特别是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会做出杀人放火、行凶伤人、侮辱妇女、妨害交通安全、扰乱公共秩序以及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治安。
单说我们身边的事，随便就能回忆出一串———
2000年，在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镇，一名幼儿被自己患有精神病的母亲砍死；
2005年4月，蓝田县蓝关镇西街村23岁的周超携带西瓜刀进入该镇东街小学，蹿进男厕所，砍死了一名二年级小学生。后经鉴定，周超无行为责任能力，被送进西安市安康医院强制治疗；
同年6月，蓝田县普化镇景靳村47岁的靳国栋因晒粮与妻子发生口角，用木棍毒打妻子致其丧命；
同年11月，西安市长安区引镇一“武疯子”精神病发，乱砖砸死隔壁一五岁男童……
他们中很多现在还在西安市安康医院接受强制治疗，这是一家特殊的精神病院。说形象点，是精神病人的“监狱”，关在里面的一部分人，既是病人，又是罪犯，许多人身后都是一个或者一串血迹斑斑的惨剧。
隐患 强制收治大多是“善后”
面对“武疯子”肇祸，该怎么办？有人感慨，是精神病知识普及的还不够，普通百姓的防范意识太差。直到刘代军的鉴定结果出来，不少村民还觉得“不可思议”。
的确，人们对精神病人的认识以及面对精神病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待提高，但是在减少“武疯子”酿造惨剧的发生上，单纯依赖群众的“敏感”进行防范显然不合适。解决问题的“制度”在哪里？
目前的制度现状让人更清醒地意识到冰冷的现实：只有在“武疯子”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在公安机关立案介入，经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确认无行为责任能力的情况下，才履行有关程序强制收治。也就是说，收治一个人，必然有惨痛的代价作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制收治不过是“善后”。
能不能为了减少惨剧发生的可能，在一定情况下，“武疯子”伤害行为构成之前，进行强制收治呢？
西安市安康医院院长乔晓楠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不可能，他说。
曾经，《西安市强制收治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精神病人办法》执行之前，关于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和怎么强制收治，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条文来规范相关部门的行为和程序，产生了一些让安康医院头疼的事情。比如曾轰动一时的“王恒雷案”。王恒雷是西安市昌仁里小学教师，2000年，王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精神病”送到了安康医院进行强制治疗。当年11月15日王恒雷突发脑溢血在该院死亡。后来，安康医院因程序不对，输了官司。
可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比如社会上有精神病患者确实行为过激难以控制，而有关鉴定结果尚未做出时，该怎么办？据了解，收治具有破坏力的精神病人，除了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据有关程序强制收治外，还有一个渠道，就是由监护人委托收治。事实上能被家人委托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只占“武疯子”群体中极少部分，因为精神病治疗费用相对较大，而一般有精神病人的家庭又大都经济紧张，没有委托的能力。许多家庭把精神病人放在身边看管，又怕出什么乱子，于是，限制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状况多有发生。
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理解那种痛苦。有多少家庭被精神病患者拖垮，而精神病院经常会遇到那些没钱治疗，苦苦哀求希望把病人“关”到医院里的家属———病人放在家里，家人已经没法“对付”了。如果说“武疯子”对生活周围的环境构成威胁，那么对自己的家庭来说更是悲剧。
这个命题的解答是一个需要社会许多部门相互协调的复杂工程，单靠公安部门是不行的，乔晓楠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这些年来，安康医院也不好过。从1957年建院至今，财政上没有任何拨款，医院还有相当一部分“三无”精神病人：没有单位，没有监护人，没有经济来源。最长的一个病人21年没有付过一分钱。
难呐，乔院长叹息。光是精神病人的“破坏费”，每年就会产生很多，病患经常为了争看电视节目而砸了电视机。操心的地方太多，还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去世后安葬成问题，在殡仪馆放了一年多，家属不管，当初送其来强制治疗的公安机关也不能下火化指示，于是一直拖到现在，尸体存放费用成为很大的数字。
而要解决“武疯子”隐患，其关键就是解答如何“防患于未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病情恶化到危害他人之前进行有效治疗。乔院长说，比如明确责权，杀人放火等“犯事”的在安康医院治疗，其他的则可在卫生系统的精神病院治疗。
卫生部门最新统计，我国精神病人发生率上升到千分之十二至十四。就算需要被强制治疗的精神病人发生率是万分之一，那么西安市也应该有800多人需要在医院强制治疗。这与现实的收治能力相差太远。
尝试 蓝田县警方的超前预防
预防也并非无路可走。其实依靠社区以及地方民政部门，再联系卫生部门，对所在地精神病患者进行摸排，明晰重点监管对象，有没有危害隐患等等，并不是太难的事。也就是说，政府职能部门要下点工夫才行。
在这点上，蓝田县走在了前面。当地警方提前介入，把这项工作超前进行了。
据了解，蓝田68万人口，这一年来由公安出头，做通家属工作，主动往安康医院送治的精神病人近30人次。
蓝田县公安局副局长呼晓卫说，那是因为蓝田饱尝了精神病人带来的痛苦。之前，蓝田出现过好几例精神病人伤人甚至攻击他人致死的案件，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
一年前，周超在小学厕所杀害一名男生的案件引发的震动太大了，意识到问题突出，蓝田县公安局专门安排由派出所摸排辖区精神病人状况。这样的工作不难进行，仅一个星期的时间，相关情况就很清楚了。那些有可能最终酿成祸端的隐患怎么办？惟一的方法就是及时进行治疗，不要让病情不加控制地恶化。
惟一的问题就是资金。蓝田采取动员精神病人家属配合治疗，采取家里出一点、乡上筹一点、县财政支持一点的办法筹集治疗资金。其中病人家里和乡上出的都是很少一部分。县财政给了相当大的支持，拨付专项资金，目前已经拨款21万余元。只要治疗费不成问题，家属都非常乐意送病患去强制治疗。
所以，政府部门的意识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有人感慨，蓝田县委、县政府这么做有魄力，其实就是花钱买平安，投入少部分资金，做好预防工作。
这种做法带来的收益更多是潜在的，但呼晓卫在公安机关的立场上，非常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做法带来的社会效益。他说，今年以来，精神病人干扰警力的事情明显减少了。
艰难 精神卫生立法呼吁了21年
蓝田县的举动其实是走在了立法的前面。
精神病人带来的社会问题想要最终得到解决，还得靠立法。说起这些，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司法精神病学组副组长、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精神医学及心理室主任纪术茂要说的话就太多了。
精神病发生率连年来呈上升态势，国外许多国家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精神卫生法出台，把精神病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问题来研究和解决，从而控制精神病发生率。可这项工作在中国一直没有在法规的规范下展开。
纪教授说，找出精神病患者并不是难事，国家、各地区也应该进行这项工作，同时进行精神病检测也不是没有手段。
究竟难在了哪里？从1985年起，包括纪教授在内的国内一些在精神病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就开始呼吁，出台精神卫生法。一直到今天，有关法规条文在这些专家的手里改了又改，第15稿都已经出来而且已修改了几遍了，但立法还是遥遥无期。
保护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发展精神卫生事业等等，是立法的主要目的。就像是因果的关系，社会对精神病患者有更多的关爱，也将收获到更多的社会安定。
乔晓楠也曾感慨，看医院里的那些精神病患者，他们杀了人，可恨吗？可恨！但又不该怪罪于他们，他们毕竟是病人，是弱势群体，之前社会给予了他们什么权益？
纪教授说，真正能得到救治的精神病患者还不到该群体的20％。这是一个惊心的数字。带着一点学者的理想，纪教授认为并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政府重视程度的问题，是协调的问题。他有些心酸地回忆说，前几年，卫生部召开了一次关于精神卫生立法的研讨会，全国相关专家都去了，很激动，很振奋，但民政、财政部门没有一个到会的。没有民政、财政等政府职能部门的配合，研讨还有什么意义？
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对精神病人进行能力内的救治。如上海，宁波等地。但陕西没有。纪教授一直有这个心愿，呼吁陕西，至少西安能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他认为，不是能力有没有的问题，有多少能力，就先办多少事嘛，在过程中再逐步完善。做总比不做强很多。
纪教授设想，比如可以先建设精神病人的平民医院，政府补贴一部分就好。也可以争取慈善捐款，台湾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资金能达到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地步是什么地步。如果任由精神病患者流落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可设想。
初夏时节，安康医院为精神病人举办“运动会”，麻将、台球、象棋等等，种类繁多。精神病人围坐在一起，有人比赛，有人晒太阳。他们看上去很开心，虽然有人身上牵扯好几条人命，但眼光还是单纯，精神病人特有的单纯。看着那单纯到呆滞的眼光，突然就深刻感受到他们在社会上的弱势，他们真的需要来自社会的温暖。本报记者 王冰/文 申重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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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获补助
卫生部近日表示，重性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已于日前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精神卫生项目示范区实施。这个项目将建立综合预防和控制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行为的有效机制，并提高治疗率，降低肇事肇祸率。
项目将登记示范区内常住人口中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档立卡，每个示范区登记1000人，共登记6万例；每个示范区从登记的患者中筛选有肇事肇祸倾向的患者，进行随访及康复指导，每个示范区400名，共24000名；每个示范区从随访的有肇事肇祸倾向的患者中，筛选出贫困患者，经本人或家属申请，批准同意后，提供免费精神疾病长效药物注射治疗、化验和复诊，每个示范区120名，共7200名；每个示范区为有急性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提供应急处置，每个示范区40名，共2400名；每个示范区从应急处置的患者中，为其中需要住院但有经济困难的患者，经本人或家属申请，批准同意后，提供每人一次性1500元住院费补助，每个示范区20名，共1200名。
按照《重性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技术指导方案（试行）》，城市患者的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贫困线以下，或者农村患者的经济收入低于当地乡（镇）平均收入水平的对象可申请免费药物治疗和免费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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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重性精神疾病
重性精神疾病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和躁郁症等疾病，在人群中具有一定的患病比例。
由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时，对自己的行为丧失或部分丧失辨认力和控制力，容易出现肇事肇祸造成对社会、他人和自身的严重损害。民间习惯把这种有破坏行为和对他人有伤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叫“武疯子”。据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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