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执法意识为何难敌挣钱意识

　　三方面原因

　　地方官员环境执法意识差

　　执法困难多监管不严不力

　　环保官员素质所限不作为

　　新闻快读

　　“共饮一江水”的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与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之间，一场持续了十年的争论还在继续：跨界环境污染到底是谁的责任？而在争论的同时，两地造成水质污染的喷水织机厂，一天也没停过工。

　　上游说，出水已经达标；下游说，来水并未达标。两地对水质状况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两地的环保部门，一面高举禁止排污的各种法规高声喊打，可高举的“大棒”总是轻轻落下，不动真格的。

　　专家指出，在经济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两地，关闭这些违法企业，既不会出现贫困地区“不是被呛死，就是被饿死”的两难境地，更不会影响其GDP总值。

　　但是，地方官员只谈经济处罚不谈关停一事。环境专家认为，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环境执法的认识不到位，使得一些地区的环保执法人员“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

　　法制网记者 郄建荣

　　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援助下，年近七旬的俞明达创下了11年环境污染诉讼的“长跑纪录”。老人住在浙江省嘉兴市的平湖市。

　　几天前，就在俞明达为上游5家企业违法排污造成自己270万尾青蛙及蝌蚪死亡，而坐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上诉人席的时候，记者在嘉兴市以及与其“共饮一江水”的江苏省吴江市，目睹了一场“跨界环境污染谁之过”的争论。争论进行的同时，两地的喷水织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违法生产。

　　跨界污染宿怨十年未解水况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日出万匹，衣被天下”，描述的是历史上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与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纺织业的繁盛景象。这一传统产业，让两地人民因此富足。

　　富足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水污染，是秀洲与吴江十年不相往来。

　　因水污染而发生在秀洲与盛泽之间的10年跨界污染宿怨，随着2001年11月22日凌晨发生的“沉船筑坝”事件而达到了顶点。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由国家环保总局与水利部等国务院有关部委出任协调官，两省签订了《关于江苏苏州与浙江嘉兴边界水污染与水事矛盾的协调意见》(以下简称协调意见)。至此，10年跨界污染宿怨从激战期转入了平缓期。

　　有熟悉内情人士透露，两省边境的跨界污染纠纷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位知情人士的观点通过记者连日来在两地的采访得到了印证。

　　5月24日，嘉兴市副市长沈雪康在接受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采访时说，嘉兴市环境污染治理难就难在水污染环境治理上。他说，嘉兴市境内水源70%以上来自上游，上游来水的年均水质都处在五类或劣五类。

　　在国家环保总局设在嘉兴市秀洲区的王江泾监测站，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的监测数据显示，从上游来水看，一年中只有20%至30%的天数水质达标。

　　而吴江市正是嘉兴市的上游。王江泾监测站监测的水就来自吴江方向。

　　据嘉兴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根据2001年签订的协调意见，到去年底，江苏省出境水体高锰酸盐指数应达到三类，可实际数值是四类和五类，远远没有达到协调意见规定的要求。

　　然而，5月25日，记者在吴江市却听到了与此相反的说法。

　　吴江市市长徐明接受采访时表示，江浙交界断面水质已在逐年好转；盛泽镇镇长张国强公开表态说，江浙交界断面水质已经达到了协调意见的要求。

　　徐明说，更令他欣喜的是，去年，嘉兴秀洲区党政代表团打破10年互不来往的沉寂，来到吴江考察交流。

　　上游说，出水已经达标，下游说，来水并未达标。显然，两地之间对于水的状况认识存在明显差异。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差异并不是仅停留在双方的认识上。通过实地采访，记者发现两地均有违法企业在生产，而手持环保执法大权的执法部门对此竟然束手无策。

　　作坊式工厂近两万家无治污设施照样开工

　　家住嘉兴市秀洲区荷花村的陈晓林夫妇，在自家院子里开喷水织机厂已近3年。3年来，这种作坊式的工厂没有任何污染治理设施，却也一直照开不误。

　　5月25日，在陈晓林夫妇的院子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的喷水织机厂：车间就设在住房的右侧，几个工人正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有条不紊地照看着织机。

　　陪同采访的秀洲区环保局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散户喷水织机厂，仅荷花村就有二百五十多家。

　　据秀洲区政府提供给记者的公开材料显示，在王江泾镇的23400多台喷水织机中，有13000多台织机每天排放的3万吨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了河道、沟渠和农田。

　　“考虑到社会稳定问题，嘉兴市、区环保部门没有依法对这些企业实施关停或依法处罚”，嘉兴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如此解释。

　　无独有偶，在吴江市，有政府官员告诉记者，盛泽镇仍在违法生产的喷水织机也有不下几千台。

　　其实，对这些违法运行的喷水织机，无论是嘉兴市的秀洲区还是江苏省的吴江市，两地政府早在2004年就分别出台了治理喷水织机污染的有关通知。通知以地方红头文件的形式将这些污染企业判了“死刑”。

　　按照我国环保法的规定，这些既没有“三同时”也没有环评报告(表)的喷水织机厂，根本就没有“准生证”。

　　“大法”禁不住、“小法”不管用，违法企业何以停止脚步？

　　经济处罚代替关停地方官环保意识差

　　据了解，到去年年底，吴江市的人均GDP已达到了6460美元。嘉兴市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人均GDP值，但是，按照嘉兴市市政府的统计，嘉兴市的经济总量名列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第41位，市属的5县(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县的前30位。无疑这两个地区尤其是吴江市相对全国已属发达地区。

　　目睹了整个采访过程的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副处长师伟认为，喷水织机即使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不上环保治理设施就生产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水利部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处长成新也说，从目前来看，这一地区的印染企业并不是附加值很高的企业，产业调整是这一地区迟早都要面对的课题。成新说，从这个角度讲，关闭违法企业理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说到底是环保监管不严、不力的问题。”国家环保总局执法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认为，这是一些地区环境违法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位专家尖锐地指出，在如此发达地区关闭这些违法企业，既不会出现贫困地区“不是被呛死，就是被饿死”的两难境地，更不会影响其GDP总值。

　　吴江市政府一位领导向记者交心的时候也说，关掉这几千台违法织机应该不是什么难得不得了的事。他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准备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包括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喷气织机来挤垮落后的喷水织机等。

　　然而，这位负责人始终没有提到何时依法关停这些违法企业。

　　“明明是违法行为，处罚的时候想到的却往往是经济措施，这在地方政府是普遍现象。这说明，地方官员的环境法律意识特别是执法意识，远远落后于其经济意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专家王灿发教授这样认为。他说，地方政府官员的这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环境执法意识，某种意义上给地方环保工作造成了困难。也正是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环境执法的认识不到位，使得一些地区的环保执法人员“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

　　王灿发说，以上这两种情况，再加上环保官员本身不作为，这3个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环保法律遇到违法行为不能亮剑。

　　谁为环保执法不严担责？谁又该为此担责？答案不难找到。但是，存在于嘉兴与吴江地区的环境执法死角，会不会演绎成大的污染事故，要找到这个答案则需要时间。（责任编辑：徐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