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晚报记者　朱波

　　金陵晚报报道在科举考试的天地里，独尊儒术，排斥多元文化。它只讲诗赋文章，排斥自然科学，千百年间，考试内容翻来覆去总是涛声依旧的《四书》《五经》。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这充满郁闷的感叹，充分反映了科举时代自然科学备受冷落的境遇。

　　八股考试诱导人们读死书。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一直采用呆滞死板千篇一律的八股文。除八股之外，当时还有六股、十股、十二股、十四股以至十六股、十八股，但不管分多少股，八股文的基本格式不能变。这八股文本来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可是从命题到答卷都走进了僵化的死胡同，它诱使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成天钻研这种复杂精细的文体，由此选拔出来的，不知有多少是不谙世务的迂腐书生。相反的，一些有创造力的才子却往往被挡在科场的龙门之外，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虽才气十足，却科场失意，终生没有当上举人。而推出千古名著《红楼梦》的文学巨匠曹雪芹，竟连个秀才都未曾考上。

　　科举更让天下文人死读书。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于是，有多少读书郎念念不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正因这样，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初动力和毕生追求，甚至七老八十的书生入场应考也是常有的事。正因这样，现在看来很奇怪的“白发童生”、“寿星举人”，在当时竟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康熙年间，广东顺德有个百岁开外的老人叫黄章，竟在曾孙的搀扶下，千里迢迢到京师会考，灯笼上面还滑稽地写着“百岁观场”几个大字，实在是莫大的嘲讽！

　　科举还常常以字取人，因而屈抑了不少真才。晚清大思想家龚自珍才华横溢，却因楷法稍差在朝考时名列下等，难怪龚自珍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