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欣6月6日，某机构专门对世界杯的职场影响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尽管大多数球迷都自称是理性球迷，不会因为看球影响工作，但仍有近10％的职场球迷会为了看球辞职或已经做好了迟到、休假甚至翘班的准备。而另有调查显示，七成管理者担心世界杯影响工作，甚至还有53％的公司已经提前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制定了特殊的管理规则。（《东方早报》6月7日）非理性从来都是球迷的一大特质，似乎非此不足以诠释足球的魅力，这点完全可以理解。但过半的企业为世界杯专门制定特殊的管理制度，无疑在传达一个信息，足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被宽容和被默认的“宗教”，影响甚至挑战主流的社会规则与制度文明。

　　足球之所以长期盛行人类世界，成因复杂，有历史的、族群的、人性的种种因素，然而最深刻，最具决定性的无疑是男性因素。在漫长的人类体能活动中，足球凝结了野性，力度，追逐，竞争等男性精神，将艺术与体育，美与残酷，本能与体能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因此，它蕴藏和展示的其实是男性的精神和理想。而在长期的体育审美过程中，足球无疑因广受男性关注而成为第一大运动，对足球的狂热和追捧，更多时候是在潜意识里挥发男性的意志。

　　当社会化生产的规则让位于足球，显然是男性在社会权利生活中发挥强势作用的体现。由于男性在社会中的意志使然，“足球宗教”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男性共识，而男性的决策者地位，使得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的过程，理所当然地被男权所主导。而当某种权利过了头，就有可能成为非理性制度，成为危害社会效率和制度公正的情绪阵地。

　　因此，高达53%的企业迎合世界杯，以致不惜变更企业制度与规则，无疑是一种渗透男性意志的非理性决策。我以为，在一种普遍性的公众狂热情绪面前，公共部门和企业的制度应该做的是理性以对，而非假借人性关怀的名义助推这种情绪。面对全民的足球狂欢心态，现代企业和社会制度更应保有一分理性和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