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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写农村的铁笔圣手”赵树理，不仅是一位驰名中外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戏曲爱好者。在他的故乡，有关赵树理生前唱戏写戏的故事至今被当地群众广为传颂。
赵树理的祖籍在山西沁水尉迟村一带，那里是上党梆子的故乡，村村都有“八音会”。一到闲暇时分，村民们就会围坐在一起，打着锣鼓清唱上党梆子，老百姓把这种娱乐形式叫作“唱围鼓戏”。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是村里“八音会”的琴师。因此，在这种氛围里成长的赵树理，从小就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乡亲们如今还清楚地记得，10岁的赵树理就在赶着毛驴车驮煤的路上，和小同伴们在沁河岸边的沙滩上头插柳条，手执树枝，嘴里念着“咚锵咚锵”，表演《张飞大战牛皋》。还有一次，他赶着毛驴往地里送粪时，戏瘾发作，于是放开嗓门唱起了《黄鹤楼》。唱到周瑜和赵云互不相让的那段戏文时，他下意识地顶了一下毛驴，毛驴猝不及防，一个趔趄，把粪笼掉在地上，引得路人哈哈大笑。
到了16岁，赵树理已经成了“八音会”的“全把式”，常和大伙儿一同演奏。上党梆子的《雁门关》、《乾坤带》、《诓舟》、《跳花园》等剧目，他都能全本背诵。20世纪30年代，他在太原常去西缉虎营，和住在那里的老乡们唱围鼓戏。担任鼓师的赵树理，平时一有点空闲，就会手执筷子在膝盖上敲打，嘴里哼着唱腔消遣。
1956年，赵树理在北京接待尼泊尔作家代表团，闲聊时给这些异国同行们清唱了一段上党梆子。他幽默地说：“这是上党梆子第一次招待外宾。”1958年，他在原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在莫斯科的一次舞会上，他受人之邀，把上党梆子的基本功“三把”表演了一番，深受与会者赞许。为此，他又自豪地说：“咱上党梆子也出过国。”即使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伤病缠身时，他也不忘和小外孙挥舞着鸡毛掸子，在家里表演上党梆子。对此他也有一说：“这是黄连树底下弹琴——苦中作乐。”
赵树理除了爱唱家乡戏，还热衷于戏曲创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京剧《生死恨》改编成上党梆子《韩玉娘》，还创作了反对异族压迫的剧目《邺宫图》，以及现代戏《万象楼》。这几出戏当时在根据地流传很广，起到过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当地老人们至今记得襄垣县张木和扮演的韩玉娘，唱得声情并茂，被誉为“太行第一旦”。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戏曲创作的热情更加高涨，佳作迭出。尤其是泽州秧歌《开渠》（写贫农韩金山开渠的故事）影响很广。全剧除一句喊话外，966句唱腔一唱到底，有时一句唱词由两三个人轮番唱。有人曾问赵树理：“你总写这种土东西，不怕丢脸？”赵树理理直气壮地回答：“要丢也是丢赵树理的脸，与你不相干！”该剧演出后受到一致好评，1963年的《人民文学》6月号还全文刊登了该剧的剧本。
196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好评如潮，这其中也凝聚着赵树理的大量心血。原来，当时的长治专区曾于1956年组织赴京汇演，但所带节目并不令人满意。一直关心此事的赵树理急了，就请了几个专家到团里，对节目进行点评，结果专家们对《三关排宴》十分赞赏。回到山西后，经过多次加工，《三关排宴》在省内的3次会演中都博得了盛誉。于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该剧搬上银幕。然而，当剧团已经到了长影，省内还为戏的内容争论不休，提出几个修改方案让长影挑选。一时间，长影无所适从，只好用“剧本还没改好，改好了我们一定拍”的托辞，把剧团又推回山西。赵树理得知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设想。最后省里相关领导表态：如果赵树理能执笔修改，省里将不再审查。长影欣然同意：“如果赵树理修改，改成啥我们拍啥。”被“逼”无奈的赵树理来到长影，和十几位名编剧、名导演热烈地讨论了3天，先后两易其稿，才使这一朵“太行山花”最终盛开在银幕上。长影的亚马厂长曾把这段往事戏称是“赵树理舌战群儒”。
赵树理曾经说过：“我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64年，赵树理应邀为家乡晋东南写现代戏。为此，他曾到陵川县黑山底大队深入生活，终于写成了上党梆子现代戏《十里店》。当年9月份，《十里店》参加省里会演，演了一场就被“枪毙”。后来，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看后说“修改修改可以演出”，赵树理又接连改了几次，分别由晋东南专区和晋城、阳城等地的剧团演出，虽然很受欢迎，但诋毁之声也不少。“文革”中，《十里店》又横遭批判，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5月号将剧本发表后，随着赵树理冤案的昭雪，该剧才得以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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