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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拨回2005年2月22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十四，再过一天就是万家团聚的元宵节。虽然整个城市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儿之中，但对于军人来说，训练是一天也不能耽误的。这天下午，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通信站组织战士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
训练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作为通信连的副教导员，王庆平主要负责训练现场的保护。
16时45分，最后一个参加训练的四连战士吴琼拿起他这次实投练习的第二枚手榴弹。在他将要向前投的时候，弹体不慎脱手，落在他身体后约1米的地方，拉了环的手榴弹冒起浓烟。
吴琼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呆了，忘记了模拟训练时演示过的处置紧急情况的办法，他下意识地蹲下身。
此时，站在吴琼身边负责保护的王庆平很清楚，手榴弹在2．8秒至4秒之内随时可能爆炸，自己只要向左跨一步，就可以飞身跳入隐蔽壕，脱离被炸伤的危险。但是，他却一个箭步跨上前，双手用力拽住吴琼，往隐蔽壕的方向拉。由于吴琼蹲得太用力，王庆平没有成功。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庆平向右猛跨一大步，扑向吴琼的右后侧，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吴琼，使出全力将他向隐蔽壕方向推去。就在这时，“轰！”的一声，手榴弹炸响了，硝烟四起。
吴琼得救了。王庆平却倒在了血泊之中，6枚弹片深深扎进了他身体的右侧。
蹑手蹑脚查夜的人
刘青在通信队当新兵的时候，王庆平正好是新兵连连长。这个新兵连连长给刘青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是打心眼儿里爱战士的人。”刘青说。
2003年12月，刘青所在的通信站新兵连来到上海郊区的天马山，开始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
天马山上有一片公墓，就在战士们住的营房后面。一楼的营房没有窗帘，第一天晚上，很多女兵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夜空都吓得睡不着。第二天，王庆平就让连队的副指导员去天马镇买玻璃纸，而且一再叮嘱要买暖色的。当天下午，11张暖色的玻璃纸贴上了女兵宿舍的窗户上，屋里顿时温馨起来。一名女兵说，“有这样的连长，当时真是觉得很温暖。”
在王庆平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一只特别的“蒙面”手电筒。手电筒上的玻璃，用一块手帕大小、已经褪色的红布包了起来。这是王庆平当新兵连长期间查铺用的。
新兵训练非常紧张，每天灯一熄，大家倒头就能睡着。作为连长的王庆平每天晚上都要查铺。因为怕手电筒的光束太亮，影响新兵休息，他就想了个办法：在手电筒上蒙一层红布。
这样，手电筒的光线就柔和多了，查铺的时候也就不会影响战士们休息了。
“查铺的时候，他都会换上软底鞋，这样就不会发出声音。如果他推开哪个宿舍的门时听到了‘咯吱’的声音，第二天肯定会给门的合叶滴上一点油，这样就不会发出声音把战士吵醒了。”
“现在，想起他拿着手电筒、蹑手蹑脚地走进我们宿舍查夜的样子，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刘青说。
买水果零食向士兵“行贿”
葛春花是通信站3连长机分队队长。当被记者问起王庆平给她留下印象最深的事，她毫不犹豫地说：“就是‘王副教’导演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晚会啊！我们的晚会可不比央视的春晚差！”
“王副教”是王庆平的兵对他的爱称。从2003年被调到通信站任副指导员起，这个爱称就一直伴随着他。也是从这一年起，他的“导演”生涯开始了。
王庆平搞的第一台晚会就是当年的老兵退伍晚会。为了这台晚会，他忙了整整两个月。演出的会标是他自己设计的，从舞台的布景到台上的背景图片，他改了一次又一次。从节目的编排到一次次彩排，他都亲自把关。葛春花说，“只要是你能想到的节目类型，我们的晚会里肯定都有。”
那段日子，经常是过了半夜，王庆平还在考虑舞台的设计，琢磨音响设置的最佳方案。当时，通信站里的人闹意见的可不少，葛春花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白天要训练，晚上被王副教叫去练歌、练舞蹈，好不容易碰到周末休息，也少不了要排练节目。大家有时真是不想再练了，但王副教就会给我们买来水果和零食‘行贿’。过后想想，他是为了节目好看，不是为了他自己，还要自己出钱给我们买吃的，大家也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晚会里有一个名叫“枪林弹雨”的舞蹈节目，描绘的是一个英雄集体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畏艰险、英勇向前的感人场景。因为当时站里没有专业的灯光音响设备和服装道具，演出效果大打折扣。
这个状况让王庆平很不甘心。“为这事，附近的戏剧学院他不知跑了多少次。”葛春花说，王庆平还把学院的舞蹈老师请来，给大家做现场指导。
11月底，当这场老兵退伍晚会正式展现在警备区的领导和官兵面前时，大家都惊呆了——晚会实在太棒了！“当时就有人说，有王庆平这么优秀的导演，电视台的导演就要下岗了。”葛春花诙谐地说，此后，每到老兵退伍、中秋、“八一”这些节日，王庆平都会带领通信站的战友给大家献上一台精彩的晚会。“王副教就是一个喜欢和自己较真儿、凡事追求完美的人。”
从没听过他抱怨过什么
11年前，张彤霞入伍来到通信站，她的排长是王庆平的爱人汤梅。当时，王庆平还在工勤队当警卫排长。张彤霞说：“那时我和连队里的战友都叫他姐夫。”
后来，王庆平被调到通信站。从那时起，张彤霞和王庆平成了同事。
据张彤霞介绍说，王庆平特别喜欢找大家谈心、谈工作，包括她在内的通信站很多人，都怕坐上王庆平办公桌前的那张小凳子，“我们到办公室去找他谈事情，总是一只脚迈进门里，一只脚留在门外，探着身子和他讲话。如果他让你过来坐下，没有两个小时你就别想走了。”
张彤霞说，她觉得王庆平和其他人不一样，虽然喜欢聊天，但他从来不发牢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我们都喜欢抱怨。但是，我从来没听到王副教抱怨过什么。他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即使是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做好。而且每做一件事他就非要做到最好，他生活的幸福感就在于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满意。对王副教来说，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知道这个消息，我并不觉得特别惊讶。”已经退伍4年的黄丽曾经是通信站的一名通信兵。说起王庆平的牺牲，她的话着实让记者意外，“一般人听到这种事肯定会觉得‘怎么可能’，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王副教身上，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这种人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当记者问起对王庆平的感觉，她的回答再一次让记者意外，“我觉得他像父亲，我和他说话的时候就是感觉像和我爸在说话。”这个给她感觉像父亲的人，其实只比她大6岁。“他总是说，我看你们就像看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他特别傻，家就在附近，但他周末都不回去。”黄丽说，王庆平去世后半年多时间里，其手机号码仍然存在她手机的电话簿里，“我收到什么有意思的短信，不自觉就会给他发过去。”
而那个接短信的人，其实早已经不在了。
本报北京6月10日电
上图：王庆平的妻子汤梅紧紧抱着丈夫的遗像，儿子的小脸紧紧地贴在爸爸的遗像上（资料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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