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张幼丞整理/本报记者武岩生“新中国的第一方国印是普通的铜印，印面方形，方9厘米，厚2.5厘米，圆柄长10.9厘米。国印的印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背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949年11月1日第一号’。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方国印正是出自我的父亲张樾丞之手。”张幼丞老先生今年80岁了，现在居住在北京，由于自幼修习父业，7岁时就曾在当时的华北日报、华北画报发表篆刻作品，被人誉为“七龄童”。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父亲为新中国刻制国印的事，老先生仍然非常自豪。我父亲张樾丞是河北新河县小寨村人。1883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只在村中念过私塾。14岁那年，父亲步行数百里来到北京，投奔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学艺，18岁出师。随后，父亲在琉璃厂来薰阁设立刻章的摊位，他逐渐与许多出没琉璃厂的文人墨客成为朋友。后来，清代末代皇帝宣统御印正是出自我父亲之手。当年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赞叹道：真铁划银钩也！于是父亲得了“铁笔”之雅号。

　　创办“同古堂”

　　1912年，父亲在西琉璃厂开设了一家图章墨盒店，叫作同古堂。为什么要叫同古堂呢？原来，有一天凌晨，父亲逛早上的“鬼市”，看见有人出售一个生满铜锈、满是黑泥的扁铜盆。他假意不在乎地说：“你把这破脸盆卖给我，我拿回去当鸡食盆用。”回到家，父亲把这个盆仔细清洗一遍，铜盆四周露出凹凸的文字和花纹。根据资料记载，这是汉代的珍贵文物“铜鼓”。父亲对这个铜鼓十分喜爱，于是取“铜鼓”的谐音作为店名，叫作“同古堂”。父亲除了刻章外，还刻铜墨盒，铜墨盒是当年盛行一时的文房用品，被当作表达友情、亲情的馈赠品，也曾作为嘉奖品、纪念品而风行一时。当时讲究在铜盒的表面镌刻各种图案，包括绘画、书法。父亲视铜如纸，以刀代笔。他的仿汉代玉雕游丝工艺刻铜，使铜墨盒表面的图案细得像发丝。父亲还把刻竹的刀法，运用到刻铜上，仿刻竹中的“沙地留青”刀法，刻出阳文花卉，极为生动古雅。如今存到现在的当年父亲的墨盒作品底部，都留有我家店号“同古堂”的戳记。

　　宣统御印父亲刻制

　　清朝末年，八旗子弟和朝廷重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酷爱把玩金石书画，他们与父亲结识后，把父亲刻印的名声传入了皇宫。当时宣统皇帝的“宣统御笔”、“宣统之宝”、“宣统御览之宝”、“不忘在莒”和“无逸斋精鉴玺”等5枚御印，都是出自我父亲的刀下，后来都成了传世之作。另外，后来的徐世昌、段祺瑞、张宗昌、曹锟、康有为、冯玉祥、吴佩孚等人的印章也都出自父亲之手。甚至连北京大学授学位的章、当时的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上“中央银行总裁印鉴”的章，也均为父亲的杰作。父亲平生治印超过十万方。民国初年，一个保姆一个月可挣两块银元，可买一袋白面。父亲当时刻一个字两块银元，求刻者仍络绎不绝。因此父亲被称为琉璃厂“三大财主”之一。

　　鲁迅日记记录我家治印

　　1917年3月29日，同古堂为鲁迅刻了两方木印。鲁迅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成，颇佳。”鲁迅从此与父亲熟识，常去同古堂小坐。《鲁迅日记》前后4次提到去“同古堂”刻印，数量达10枚之多。1932年，鲁迅离京6年后再次来京，他又来到同古堂，并说自己拟与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父亲立即倾其所有，将店内所藏笺纸全部送给了鲁迅先生。1925年，父亲出资建立“邃雅斋”书店。当时书店资金雄厚，雇了店员30多人，所收书籍很多又不急于出售，因此藏书很多，“邃雅斋”有好书的名声也传了出去，大批名流学者蜂拥而至。邢赞亭、傅斯年、陶兰亭、郑振铎等人都前来买书。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还给“邃雅斋”写信，希望能从这里买到他想要的书。1930年，父亲又在“邃雅斋”旁边开设了“墨印”碑帖店，后改称“观复斋”，专营碑帖。

　　父亲刻制新中国政府印

　　1949年6月，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正式成立，刻制国印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天，父亲正在店里刻字，从门外一辆黑色小轿车上下来一位穿白衬衫黄军裤的中年人，此人正是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副秘书长齐燕铭，此行目的是请父亲为中央人民政府刻制大印。当晚，父亲回家后，就忙着查找古书、印谱，连续几天废寝忘食。最后，父亲画出了4张大样，分别是隶、宋、汉篆、秦篆字体，内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4个稿样随后被送进中南海，报请周恩来总理审定。周总理直接把稿样送给毛主席审看，毛主席选定了宋体字的印鉴方案。父亲知道宋体字的印鉴方案被选定很是激动。他说：“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体，毛主席却选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随后，父亲把自己反锁在屋中，吩咐家人除送吃喝外，任何时候不能打扰。没两天工夫，政府大印就刻制成功了。新中国的第一方国印是普通的铜印，印面方形，方9厘米，厚2.5厘米，圆柄长10.9厘米。按照特殊规定，治印后，不许打样留底，而且印章的四个角都留有高台，待正式使用时磨平，算是开封。国印的印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背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949年11月1日第一号”。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国印与其他数百方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印章一起，按规定上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并于1959年成为新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属国家一级文物。解放后，父亲开设的“同古堂”、“邃雅斋”、“观复斋”先后参加了公私合营。父亲年逾古稀时，仍然醉心雕刻，晚年还为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刻过章。1961年，父亲因病离世。

　　追忆

　　丰南猪鬃享誉欧美

　　本报记者武岩生丰南猪鬃业起源于清咸丰年间，发起人为唐山郊区王禾庄人赵新，那时他在天津英国人开办的“高林”洋行当茶役。当时，猪鬃的价值在我国还未被人们所认识，农村大都作为肥料丢弃田间。在城市，广东商人最早用猪鬃制作发篦，梳头发使用，后来传到国外，被当作制刷的好材料。“高林”洋行见猪鬃有利可图，就派赵新回到丰南老家，从事收购加工猪鬃生意。赵新回到王禾庄后，筹措资金，大量收购廉价猪鬃，按一定规格尺寸进行加工，然后交给“高林”洋行，不久这项手工产业便在丰南一带流传开来。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建国前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猪鬃产业基本分为四大基地，即四川重庆、山东青岛、东北哈尔滨、再者就是天津的“火炬”猪鬃。其实，天津的“火炬”猪鬃就在丰南境内，只不过是从天津口岸出海而已。19世纪8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丰南猪鬃出现了迅速发展态势。许多小作坊扩大了生产规模，建立起了名副其实的工厂。以赵新为首的商人们在谋求加工工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并于1884年间，发明了用手揉搓猪鬃的方法，效率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到1888年，艾坨人李善记用从唐山煤矿捡来的铁丝发明了梳理猪鬃的“招子”，此后又出现了罗子、卡子、叉子等专用工具，使该产品生产工艺进一步完善。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猪鬃加工又出现了蒸煮工艺，使该产品不仅进行了消毒，而且光泽整齐，更提高了在海内外的声誉。丰南猪鬃为什么好？这是因为我国北方一带，低温时间长，毛猪圈养都在一年以上，毛猪膘肥体大，鬃长刚韧，对湿潮和干燥反应极小，正由于这个特点，丰南鬃在国际市场尤为受欢迎。据史料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丰南胥各庄出口的猪鬃就占天津口岸公司出口产品的7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猪鬃的垄断，丰南猪鬃由美欧市场转到日本。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丰南猪鬃处于低谷发展状态，大部分企业停业。新中国成立后，丰南猪鬃获得极大发展，小作坊星罗棋布。到1955年，规模较大的猪鬃企业就有100多家。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14家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成立了国有猪鬃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