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熊培云专栏

　　数日前，一幅代言具有仁爱精神的“粉红丝带”活动的公益广告，出现在湖南长沙市区主要公交站台的广告牌上。三位“半裸出镜”的女性分别是湖南两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和湖南某校的一位大三学生。“半裸”消息甫出，立刻在网上网下引起激烈争论。

　　随后，当事人之一、被所在电位差要求暂停工作的陈丹在官方网站上发表道歉声明，称自己“未经过所在媒体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同意，擅自参加由长沙某医院组织的‘聪明女人，多爱自己’推广活动”，虽然“愿望是良好的”，“希望引起人们对女性的关爱”，但是“因为形式欠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所以不得不向被损害了形象的电视台和“受伤害的”公众道歉。据朋友在网上说，上世纪90年代初，像《布拉格之恋》这样的影片在中国“内部播映”时，片头竟然还有“内部资料，仅供处级以上干部观看”类似的大字标语。不难发现，虽然今天“性病”广告早已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电视，但是中国人对于裸体的禁忌依旧敏感而脆弱。人们饱经沧桑的眼睛，甚至经受不了一个“半裸体”的照射。如有网民义愤难平，“它(半裸出镜)是对女性的严重戕害，是对公众眼光的肆意亵渎，它进一步颠覆了我们业已消失殆尽的道德审美底线。”如此上纲上线，难免让人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惊出一身冷汗——莫非中国人所谓“道德审美的底线”，是被妇女同胞用胸罩带拴着吊在了肩膀上？莫非胸罩是个暗房，一旦暗房被揭开，那隐藏其中的道德风暴就会彻底曝光、失去原形与意义？

　　本质而论，裸体的出现，源自于身体与光明的合谋。对裸体的畏惧，在某种程度上说同样也是对光明的畏惧。和东方遮遮掩掩的道德生活相比，裸体在西方可说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如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所说，“欧洲艺术附着裸体，犹如它的哲学依附于真实。裸体被当成艺术教育的组织者，犹如逻辑是哲学的组织者一样。”在此意义上，“袒露的乳房”不仅哺育了人类，同样哺育了文明。

　　所以我们看到，从古代希腊罗马，经过黑暗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尽管在西方时有关于性的贬低，但是人们对于裸体并无道德上的苛责。正因为这种对“裸的传统”的珍视，欧洲不但创造了维纳斯与大卫，并且将之留存至今。今天当我们走在尼斯或戛纳的海滩上，看到女人们裸露上身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或是端着一杯饮料与人若无其事地交谈，除非你心怀恶意，否则绝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出半个脏字。

　　所谓“淫者见淫，美者见美”，传播学亦认为，任何意义的完成同样取决于信息接收者。在此意义上，裸体是否“有罪”，更在于观看者的心想。在我看来，人们对裸露上身的拒斥，更多是出于“裸体即淫”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裸体不等同于性，更不等同于淫乱，就像一个人脱去帽子并不表示他在思考一样。在我看来，某些人视“露乳”为有伤风化，更多只能证明自己失去童贞之心。就像电影《乳房与月亮》里的小男孩一样，其实我们更应以感恩之心来审视乳房的哺育之美，及其对人类精神的提升，而不是用道学家的眼光，只在指缝之间看见肮脏与色情，却看不见秀美与生命。

　　沉重的肉身让事与愿违。三位女性参与粉红丝带公益活动，原本是为了号召社会保护女人的乳房，谁曾想最后竟然上升为牺牲女人(比如暂停工作)来保卫一个干瘪而虚无的道德之乳。然而，倘使没有对个体权益的声张与护卫，我们怎么会有丰满有力的“道德之乳”哺育社会与文明？

　　回顾整个事件，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陈丹的公开道歉。透过这封广为转载的声明，我们不仅看到陈丹失去了自己青春年少的立场，而且也失去了一位公民社会生活的底线。如其所说，“我愿意接受频道的任何处理。”如果说陈丹为了拍公益广告是“半裸上镜”，那么在社会与上层领导的双重压力下，陈丹无条件“接受频道的任何处理”更意味着“全裸投降”。我们由此相信，以民意与权力对一个弱女子的赤裸裸的恃强凌弱的剥夺，才是我们走向开放社会时最该引以为耻的东西。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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