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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天津市津南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张福芸，声言自己的办公室就在田间塘旁，全区200多户养殖户都有她的电话，她的小灵通24小时不关机，只要养殖户有疑问，她会以最快速度赶到。张福芸说，耽误一分钟，都可能影响到养殖户一年的吃穿收入。（6月16日《人民日报》）

　　不知道家里的牙膏、洗衣粉还有没有，但能说出养殖户的池塘有多大，水质如何，放养了什么苗；经常忘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日，但决不会忘记提醒农民清塘、注水……正是因为张福芸脑中装着一张民情地图，心里装着党员职责和群众利益，她才有了200多个高标准的“办公室”，鱼群畅游的身影、养鱼户舒展的笑容，成为其中最豪华的“装饰”。

　　由张福芸遍布于田间塘旁的“办公室”，笔者突然想起一个问题，还真没人调查统计过官员们的办公室都在哪里，倒是从媒体上不时看到灰色的新闻：反腐小说《国家干部》的主人公原型、山西临汾市尧都区区长宿青平，官场失意之后，大兴土木耗费数千万元建起了“天安门”、“天坛”等形象工程，他的办公室就在门票价格50元的“天安门”内。还有几家靠采掘资源为营生的煤业集团，总部也宁愿从矿山附近搬到大城市，领导们下一次矿居然还要千里迢迢赶回去，而群众想找领导说事儿，也得再出演无奈而另类的进城记……

　　领导们的“办公室”在哪里，这不是一个地理坐标问题，而是一个执政方位问题。让群众找不到、进不去、看不见的暗箱式办公室，岂止是拉远干群距离、疏远干群关系，远离公众监督，还极易滋生腐败。在戒备森严、远离群众的官衙办公室里，才会发生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与姘头大行苟且之事的丑闻，才会出现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近3000万贪污受贿款有63%是在办公室收取的“办公室现象”。因而让领导干部办公室“透明”，让更多人像张福芸那样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与群众身边，是一种民意期待，也是一种廉政勤政需要。

　　不久前看过一篇报道，世界著名“杂交水稻之父”、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院士，经常两腿沾满泥点子、穿梭在稻田里进行科学研究，以至于皮肤晒成了古铜色，很多时候被误认为是寻常老农。袁隆平院士那健康的肤色就是天然办公室的出入证，由此反观某些挺着臃肿身躯、整日满嘴酒气的官员，他们在豪奢空调屋里养出的白白胖胖形象，让人看来是多么地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