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东女孩王静两次到中纪委告父亲“包二奶”的新闻引起媒体关注和讨论。有人将此举与“大义灭亲”画等号，也有很多网友视中国古代孔子推崇的“亲亲相隐”为天条，其中的代表之一———知名网友“十年砍柴”就在报刊上撰文，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王静：“‘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多读书多思考，你会认识到人世间有比人订立出来的规矩还要重要的规则，就像古希腊女孩安提戈尼那样，她不顾国王的命令为自己的弟弟收尸，因为她认为自有‘天条’比国王的律法更值得遵循。”

　　然而，当我们认真研读王静两次赴中纪委状告父亲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此事无关“大义灭亲”，无关忠孝，无关“亲亲相隐”。

　　王静“宁可毁了爸爸前程，也不能毁家庭”的举动有个发展过程：先到爸爸工作单位反映，希望能督促其老爸改邪归正，可单位无动于衷；后向山东省纪委反映，仍无济于事。最后王静不得不于去年6月和今年2月选择了中纪委。而在此之前，其父王志华“包二奶”的事“败露”于2003年10月。第二年2月，王志华就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被驳回。2005年10月，法院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判决王静父母离婚。

　　正是由于很难界定王志华到底是“包二奶”还是婚外情，致使有关部门举棋不定、无法对其父作出处分。因此，自始至终，王静的行为根本扯不上“大义灭亲”和“忠”字。而现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恰恰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和亲情的和谐，王静则是因为自感无力挽救家庭而向公权力发出求救信号。

　　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亲亲相隐”是针对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而言的。也就是说，公权力不能逼亲人之间互相揭发检举，那样会造成整个社会伦理秩序的严重破坏。那个发生于澳大利亚的经典司法案例是这样的：有个当父亲的贩毒，其女儿知晓父亲所藏毒品的去处，警方逼其女儿交代未果，遂以包庇罪对其女儿起诉，法官却判决无罪释放。理由是，该女若获罪，类似于咱们中国的“大义灭亲”必然成为当事人的无奈选择，一个社会人伦和亲情受到了伤害，其危害性远远大于刑事犯罪。至于警方，可以借助其他刑侦手段获取犯罪证据。从那以后，许多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的相关法条都做了修改或删节。

　　换言之，“亲亲相隐”是现代法律所应确定的个人权利，是国家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既然是权利而不是义务，那就意味着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亲亲相隐”或者选择“不相隐”，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王静选择了“不相隐”，不管其挽救家庭的努力是否能实现，甚至其后来的目的也许仅仅只是为了报复父亲，只要在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都应视为其个人权利。当然，要不要延续一段婚姻，更多的权利也在于王静父母双方，但王静的心情可以理解。

　　而如果把“亲亲相隐”当成个人的义务，那就回到了孔子“父为子纲”的道德文化专制时代，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亲亲相隐”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