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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董尤氏病愈后从前苏联乘飞机返回家乡，
与丈夫董贵福相见。
本报“俄飞行员寻找中国母子”系列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哈巴罗夫斯克《太平洋之星报》采访了当年参与救助的人们，并于6月8日在头版头条位置，详细报道了当年俄飞行员及医务人员对中国母子的救助。文中，看得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密切的信息沟通，体会得到两国深厚的睦邻亲情……
感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黑龙江省外事办、黑龙江省边防总队对本系列报道的大力支持！
前言
在一个不可能飞行的天气里，一辆微型的教练机从一个国家飞行到另一个国家，再有一秒钟就要降落了。执行飞行的飞行员是飞行队里最优秀的，飞机是飞行队里最新的飞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年轻的医士克拉拉波里扬科那一刻站在直升机米-1的飞机舷梯旁，她感到阵阵害怕，稍后，她看到了飞行员阿尔谢年科夫淌满汗水的脸。在飞行中，她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单腿着地———对于她来说，剩余的活动空间仅是舷梯旁的一小块地方。她一只手抱着婴儿，另一只手尽量减少病人———来自中国黑龙江一个小山村的产妇的痛苦。飞行时间：1958年5月9日。
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温暖的年代，中国和前苏联的邻里关系友善的年代，哈巴罗夫斯克的医疗部门不止一次前往中国边境小城进行跨国飞行救助。在那个年代，这一切都很正常。对于医生来说，病人是没有区别的，在接受治疗的病人里面，俄罗斯人常常和黑头发的中国病人并排躺在一起。这些中国病人用手势和丰富的面部表情与医生们交流。
这次，这个中国女人董尤氏就是从中国的一个小渔村来到哈巴罗夫斯克接受治疗的。这件事，当年中国的各大报纸都登载了。
“这件事体现友谊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是记者在当年的《太平洋之星报》查到的。1958年5月15日该报以“苏联人挽救中国女子生命”为题刊登了此事。
带着这段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董尤氏的儿子董双森希望在哈巴罗夫斯克寻找到救助他们母子的大夫，特别是那个在飞机上单腿着地流满汗水的医士。还有那些曾经用乳汁喂养过他的俄罗斯妇女。
董双森说，他母亲董尤氏曾给他讲述了关于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回忆起那个飞行员、回忆起那个年轻女医士的面孔，还有把她们母子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那些医生们。董尤氏死了，她没有活到重新再见到他们的那一天，而她的儿子董双森，前不久也年满48岁了，他讲述这件事情，是要感谢那些救命的恩人。
记者不仅成功地找到了参加那次救助活动的救助者，并且了解到，在那个年代，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是那样的密切，了解了当年中苏两国的睦邻亲情。现在，我们可以完全自信地说，为了挽救中国女子的生命，哈巴罗夫斯克的飞行人员和医务人员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家可以自己阅读这个故事———
女孩和直升机
阿尔谢年科夫，以前的同事这样称呼他，他是国家第一批通过的直升机驾驶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他第一个熟练掌握旋翼式直升机米-1及米-4驾驶技术，他被认为是那个年代哈巴罗夫斯克小飞机场最好的飞行员，因此他比别的飞行员更有把握地完成救助活动。很多次，他把医务人员送往哈巴罗夫斯克和中国的边境地区参加救助。
1958年5月9日那一天，表上的指针快要指向下午6点，阿尔谢年科夫已经准备下班回家了。突然，来自空中总指挥部的电话铃声响了，让他们准备紧急飞行。来自中国的一个小山村呼救：一个女子难产，需要紧急医疗帮助。很快，从边区急救站来了一位医士克拉拉波里扬科，女医士对他招了招手，他们在一起飞行已不是第一次。克拉拉波里扬科是当年哈巴罗夫斯克唯一一个执行外勤救助的医士。
飞行不得不使用教练机，里面只有两个位置———一个是驾驶员座椅，一个是学员的座椅，学员的座椅上还带着副驾驶操纵舵。剩下的空间装满了设备。
在中国的小村庄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飞机即将降落的地方周围挤满了人。飞机降落后，飞行员和医士被团团围住，有一个人用简单的俄语介绍了当地的一个医生，医生讲述了需要救治女子的情况：几天前，中国女子董尤氏在生产第五个孩子的时候突然大出血。
克拉拉被带到了一个土坯屋的跟前，在那个年代，在中国的边境农村，农民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往地下挖一块，盖上草盖，对某些人来说，这就是房子。那里住着董尤氏和她的丈夫及孩子们。女子非常痛苦，脉搏几乎没有了，摇篮里，嚎哭着一个饥饿的婴儿。
初步处理完以后，医士陷入沉思：把病人送到就近医院，可能已经来不及，而上直升机，直升机里已没有空间，唯一的座位是学员座椅。没有其它的选择，不得不把病人包在被子里，放在学员座椅上。
飞行途中，学员座椅上的乘客是不允许触动操纵杆和其它设备的———飞行员会因此失去对直升机的控制，有可能发生空难。怎么对病人解释呢？痛苦的病人有可能抓住任何东西，其中包括操纵手柄，飞机有可能因此坠落空中。阿尔谢年科夫用很大的勇气和力气控制着飞机。
对于克拉拉来说，这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是非常艰难的，她不得不站在椅子后面———那里只能容下她的一只脚，她的一只手摇晃着婴儿避免他啼哭，另一只手使劲把住病人———以减少病人乱抓，影响驾驶员飞行造成危险。
地面上，急救车已在等待他们，中国女子和她的孩子被送到了医院。此时，飞行员才费力地把克拉拉从飞机里拉了出来，一条腿站立、用弯曲的手臂摇晃婴儿加上高度紧张，克拉拉的身体已经麻木了。也许正是在这一飞行，克拉拉的心中产生一种想法：她在空中救助这一行一干就是51年。
克拉拉女士说，她从来就不怕高空作业。虽然在高空救助病人时非常紧张，以至有时血液都像要凝固了，因为空中经常要遇到大风、雷电等自然灾害。在那样的情况，她也曾想，这要是在地面多好，地面有脚踏实地的感觉，而她，却不得不飞行。她飞往中国不是第一次，她曾经把两个烧伤非常严重的大学生送往哈巴罗夫斯克医院，医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让他们重新站了起来。当他们需要返家时，却有一个意外发生了，其中的一个受伤大学生深深爱上了一个苏联女护士，流泪请求女护士和他一起回国。
克拉拉也经历过意外事件。那次，共青城地区的尼史涅坦博夫卡等待他们的救援，飞机上坐着两个飞行员和她。克拉拉回忆说，她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事故就发生了，飞机直冲下地面。她看见机长的脚冲着天，而另一个飞行员正试图打碎玻璃。他们在原始森林里呆了两昼夜。幸好，他们自己带了两条救助伤员的狗皮被子。在下降的过程中，她的颈椎受到了剧烈的伤害。他们坠落的地点马上就被找到了，但是，寻找他们的直升机无法降落，（原始森林里没有降落地点，需要更大型的直升机），夜幕降临了。早晨，开始下雪了，气温已是零摄氏度以下。克拉拉回忆着，听着发动机在天空中的声音，她明白，在这种天气下，空中看不见他们，他们用水桶点起了篝火，篝火升起的黑烟让搜寻他们的直升机找到了他们。
几年以前，哈巴罗夫斯克报纸曾经登载过，在一次空中救援中，曾有一个女孩奥利亚降生在空中，实施那次救援的，正是克拉拉。
1955年，克拉拉从医士学校毕业来到了救援队，那时，她还是非常年轻的女孩，她一生都在梦想升入医学院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她家除了她以外还有几个孩子，如果继续学习，她就要放弃工作，靠父母养活。克拉拉不能这样，一直到68岁，她的工作也一直没有改变。她是哈巴罗夫斯克唯一一个工作没有变动的医务工作者，参加无数的飞行任务。她就像所有的标准飞行员一样，一年飞行200多个飞行小时。关于自己和那次事件，克拉拉的讲述非常平静。她过去的同事回忆起她，也像想起一个最不惹人注意的医士一样。
董尤氏女士回到下巴恰村时，护送她的也是克拉拉，他们受到贵宾一样的接待，全村的人都出来迎接。
董尤氏很久不让她回来，希望她留在下巴恰村。
大夫们的亲情
“我之所以记得那个中国女人，是因为我看到她时，她是那么衰弱，以至于我看到她时怀疑她是否还活着。她的脸一点血色都没有。”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格利高里耶夫说。
1958年，瓦西里曾经是哈巴罗夫斯克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妇科医生。当年的哈巴罗夫斯科妇产医院坐落在现在的榭丽舍瓦大街哈巴罗夫斯克第四妇产医院大楼。那时，俄罗斯不许做人工流产，那座红砖大楼里挤满了手里拿着钱到处找关系的妇女。孕产妇死亡的情形并不多见。医疗的条件以及技术并不是非常好，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样的水平也就可以了。最近的哈巴罗夫斯克政府医疗会议曾经表示，现在的孕产妇死亡率也不低于当年。
不容置疑，在很多方面，医疗水平取决于大夫们的技术。大夫们回忆，当年，为了方便工作，大夫们都是选择住在离医院很近的宿舍里。他们记得，教授费德尔·雅克夫列维奇·文措夫和他的妻子在医院宿舍住了11年，当病人状态紧急时，文措夫总是飞快地跑过去。榭丽舍瓦大街的这座医院在俄罗斯大革命以前曾经是贵族医院，那时每天的床费是25卢布———穷人生孩子是住不起这个医院的。
1957年时，文措夫一家搬往单独的公寓。在那以前，文措夫带了许多学生，这些学生在条件艰苦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替换他。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格利高里耶夫就是学生中的一个，这个学生以英雄主义从事着他的职业生涯。
“我中学毕业还能去哪里呢？在我住的小镇沃夫格罗沃附近有一个妇产科医士学校。”瓦西里笑着说，他回答了“为什么选择做妇产科医生这个职业”的问题。“把婴儿迎接到这个世界，难道这个工作男人就不能做吗？”瓦西里表示，妇产科医生也是个很男性化的职业。
在瓦西里实习的时候，女医生还是屈指可数的。今天，俄罗斯大多数医院多是女医生，上世纪60年代以前，在这个领域，大多数都是男性。
瓦西里说：“我的亲人们知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如果谁不舒服，我都尽力帮助他们。所以，当我来到医士学校，我很快从各方面都喜欢上这个职业，得到了中等医学教育的红色证书，然后顺利升入了列宁格勒医学院。”他的声音有一些遗憾，原因是他在列宁格勒医学院学习了几个月就应招入伍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
战争开始后，上士瓦西里被当作主治医生派往医疗队，任医疗队指挥官，几天以后，他被派往西部战场。战争中，瓦西里先后四次负伤。有一次，他负伤被送往莫斯科他同事所在的战地医院，那次，他几乎丧命———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肝脏，这种伤员一般是很难活下来的。
远东的土地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了，这对瓦西里来说，战争结束了。他从部队转业。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不承认瓦西里在列宁格勒医学院的升学考试，他得重新参加考试。实际上，通过他的实践他掌握了基础的理论。瓦西里的战争实践最终向考官们证实，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是上帝派给他们的医生。
3000cc俄罗斯人民的血液
当董尤氏被接到哈巴罗夫斯克妇产医院的时候，年轻的医生瓦西里已经结束白天的工作，正准备和朋友们去踢球。他刚刚回到阿尔卓尼基泽大街的家里，电话铃响了：“马上回来！”文措夫教授命令道，情况紧急，需要你参加救助。
“严重失血”，看了一眼病人，瓦西里判断出病人的状况，“马上需要输血，准备验血型。”但是这个中国妇女失血太多了，根本采不到她的血。瓦西里果断决定：“给病人输通用第一组血型。”这一决定非常冒险，病人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但不这样做，挽救生命已无可能。过了一会儿，董尤氏的血采到了，验血结果出来了，她需要输3000cc的血。血库没有这么多血，医学院的大学生们为董尤氏献了血。在医生们了解到董尤氏的身体可以承受手术的时候，瓦西里准备手术。
“他们叫我投毒的人，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血液专家，我那时还那么年轻，如果病人输血出现什么不良反应，后果不堪设想。”瓦西里说，“所有的医生护士在手术中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瓦西里回忆道：“当董尤氏苏醒过来的时候，她的样子就像站在她面前的都是外星人。”要知道，急救飞机降落到她的村子的时候，她已经昏迷了。当她刚刚能积攒力量站起来时，护士把她的儿子董双森抱来了。在医护人员为她的生命战斗时，董双森在产院的另一个区与其他的新生儿在一起，俄罗斯的妈妈们轮流喂养他。
小男孩长大了，并成为一个农民，一名乡长，拥有自己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锦旗被克格勃拿走了
很遗憾，和阿纳托里·伊万诺维奇·阿尔谢年科夫的会见没能成功，因为他多年居住在莫斯科，已经80岁。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领事馆的同事们介绍，他曾试图寻找董尤氏和她的孩子，为此，他辗转找到黑龙江日报社。显而易见，那次不寻常的飞行触动了他，他想知道，他曾经的乘客命运如何。当年，他送董尤氏母子回村时，本报（译者注：指太平洋之星报）曾委托他带着专业的采访相机，照了一张董尤氏和她丈夫的照片，这些照片都存放在哈巴罗夫斯克第一边区医院的博物馆里。在博物馆里，还有50年代其他受救助的中国患者照片。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拉祖波———哈巴罗夫斯克第一边区医院最年老的医生现在担任博物馆的管理员，他讲述道：当年，一个中国的高层代表团曾经到第一边区医院表示友好和感谢，并赠送锦旗，红色的锦旗上写着中国字。这面锦旗曾长期展览在第一边区医院的荣誉室里。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克格勃的人来到医院，针对锦旗专门开会。弗拉基米尔说，从那时起，他和他的同事曾试图找回锦旗，但没能找到。“也许它现在还在某个地方，也许还能找回来。要知道，这面锦旗的赠送不是出于政治需要，它是送给大夫们的，这些大夫救治了许多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它是一面充满感激的锦旗。”
这个问题我们（译者注：指作者）将反映给边区的有关部门。中国记者成功的完成了飞行员阿尔谢年科夫的请求。今天，董双森完全可能见到并对恩人们说一声“谢谢”！
(黑龙江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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