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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经济漫谈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谓求真？作为医生，他会尽其职业技能，为病人诊治，如果产妇生产的是个女婴，那么他不会为讨得产妇一家的欢欣而把女婴说成是男婴；如果病人得的是难以治愈的重症，那么他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说这仅仅是一场风寒。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或者他乐意见到病人身患重症的结果。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也绝对是第一要务。做学术研究、给政策建议、写财经评论时，他必须本着经济学固有的逻辑以及实证数据，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没有逻辑和数据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和无法置评的。回顾过去5年，2001年底，国内外充斥着中国经济被严重高估、行将崩溃的质疑，我和赵晓、曙松等从中国的能源消耗、服务业的漏统等角度进行实证，得出了中国经济规模被低估的结论，一时舆论大哗，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向政府献媚的。2003年初，我撰写了一则短文，提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和部门法来估计，“非典”恐怕难以改变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强劲回升，它带来了各种令人难堪的侮辱，但却没有带来对GDP测算方法和数据的任何质疑和讨论。近日一则“粗略的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的短文，再度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评论，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他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个研究人员会在官员面前屈从于权势说官员爱听的话语，在企业家面前屈从于财富说企业家爱听的话语，一个丧失了说实话本质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堕落为一个忽而媚众、忽而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因此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人更容易和权贵合谋。
一个知识分子，从不应忘记他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一个行业像经济研究这个行业一样，因为说实话而引致公众普遍的误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人坚持理性和实话，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喜欢其研究的结论，但却仍然会坚持结论。如同医生得出病人身患重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内心对非典、对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对高房价、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判断，也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二，学人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运用逻辑和处理数据的不当，都会使得他深信不疑的结论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看来比医生误诊的可能性更大。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败笔，令我惭愧不已。哪怕是一篇短短的财经评论，如果对手不从发现逻辑漏洞和数据错误入手进行批评，那么学人就会固执己见地保持沉默。
学者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犯错，有什么方式惩罚他呢？这需要学术市场富有效率，如果一个学人常常说公众爱听的话，事实也证明他的媚众是错误的，但如果公众遗忘学人犯错的速度，比其追求新鲜刺激的观点更快，那么最终充斥市场的，就会都是媚众、媚官和媚钱的文人和文字，真实的声音将日见其稀甚至消亡。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这给他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危险，一是他的言论往往不合时宜，而民众却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样的角色；二是他的结论过于坚持理性，这决定了他潜在地认为，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认同。在一个浮躁的国度，“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铭，因此要坚持的，除了理性、理性，还是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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