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平（1909~1995），字果道，辽宁铁岭人，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著有《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中国伊斯兰建筑》等。

　　造反派在刘致平的《毛泽东选集》中发现，在“敌人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上边，刘致平写下了这样的眉批：“我以为，是可以立地成佛的。”

　　这条“反动眉批”引来了一场批判大会——“刘致平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刘致平，你快老实交代！”造反派声嘶力竭之后，站在场中一言不发的刘致平缓缓抬起头：“你们容我想想，好不好？”

　　会场一片寂静，5分钟后，刘致平开口：“我以为，是可以立地成佛的。我想，我是对的。”随即，这个“中等身材，体态健壮”的学者低下头去，淹没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口号中，“岿然不动，一言不发”。

　　而批斗会之后，却又是另一番情景。

　　此时正值1969年寒冬，北京古城墙面临着全面拆除，在拆除西直门城楼时，发现了元代修建的和义门瓮城城门。每日造反派散去，刘致平便“一路小跑”，直奔西直门拆城工地而去。

　　于是，在建筑史家杨永生笔下，身着蓝色棉衣裤的刘致平，迎着大风，伫立土堆之上，他“眯缝着眼，看着西直门城楼一天天矮下去，直到从地平线上消失，他终于蹒跚离去，从此不再回来”。

　　其时，杨永生曾私下问刘致平：“何以见得和义门是元代修建？”刘致平正色回答：“据我观测，从城砖的尺寸规格和发券的做法等方面看，确是元朝建造原物。”

　　时隔40多年，杨永生依旧清晰地记得刘致平当时的神情，“在失望痛苦的表情之后，依旧带着一点点欣慰，一点点满足”。从那表情之中，杨永生看到，“在一个疯狂的年代里，一个终日挨批斗的学者，正在用学术捍卫着他的尊严”。

　　这般捍卫尊严，刘致平已不是第一次。据刘致平的学生、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王世仁回忆，1957年“反右”后期，清华大学教师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大字报大辩论。但平时宽厚谦恭的刘先生，此时却表现得“特立独行”：不写一字检讨，不贴一张大字报，拒不参加辩论会，有人在其座位后插上四根白旗，他却“坦然就座，伏案笔耕，若无其事”。

　　刘致平被打为“右派”的“罪名”，是其“念念不忘恢复营造学社这个反动学术机构”。多位建筑史家告诉记者，刘致平对营造学社的推崇，已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多么严肃的会议，只要刘致平发言，与会者必会听到“营造学社”四字，紧接着就是特有的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我以为，该是到了恢复的时候了……”

　　有后世研究者称，刘致平力主恢复营造学社，“绝非出于私心”，“营造学社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惟一的纯粹建筑学术研究机构。在抗战前短短七八年中，成果累累，人才济济，就是因为这个机构一贯坚持学术自由独立，不唯上，只唯学，重调查，严考据，这种学风和体制，理所当然令后人钦慕怀念。只不过刘先生的信念更执著，敢于坦言而已。”

　　王世仁也评道：“上世纪50年代之后，诸多学人被政治风暴打击得左右摇摆，许多学术被揉搓得怪异苍白，不惜自毁以求保全者有之，落井下石借以邀功者有之，即便我这样初涉学术的年轻人，也被异化得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此时，惟有刘先生，鄙视学术研究的庸俗政治化和权力垄断化，始终如一地主张学术研究的自由思想，坚持学者的独立人格。这表明，学术的尊严应该依靠研究者个人来树立。这种尊严正是学术支柱所在，无论政治、学术制度与生活环境怎样恶劣，学者只要保持尊严，他所从事的学术就会获得尊重。”

　　王世仁不由得感叹：“这值得当下每个学人重新认识。”

　　1970年，杨永生前去看望刘致平。他诧异地发现，这个中国少有的古建筑专家，却住在一个昏暗低矮的小房间里。这原是一间公用厨房，墙上挂着被油烟熏黑的冰霜，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糊着塑料布，只有墙上贴的一张刘致平早年测绘的北海公园静心斋钢笔画，在昏暗中“闪闪发光”，使这间小黑屋有了些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