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摄影师亲历加沙

　　高磊

　　9月12日清晨，以色列国防军加沙地带总指挥科察维乘车通过了基苏菲姆检查站，随后以军锁上了检查站的大门。至此，以色列从8月15日开始实施的“单边撤离计划”全部完成。这意味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加沙地带将交给巴勒斯坦方面

　　以巴在加沙地带冲突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国第一个无后援进入加沙的自由摄影师，高磊用他的镜头见证了那里发生的一幕幕

　　2003年秋天，我在法国读书，并且一直为拍摄巴以冲突做准备，但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以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到达现场。终于有一天，以色列驻法领事馆通知我，可以得到3个月签证。

　　2004年2月7日，我来到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朱迪坚持要我在进入加沙地带前见她一面。那天，朱迪的朋友———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的编辑戴维也来了。我明白了朱迪的用心———如果不能成功地劝我放弃进加沙的念头，她希望我能了解更多情况。

　　戴维直视着我：“高，加沙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危险的‘丛林’。你走在街上，没等知道是谁朝你射击，甚至你都来不及听到枪声，就见上帝去了，谁也不会知道你在哪里，像人间蒸发……”“我必须去。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参赞兼新闻官卢�仕滴沂侵泄�第一个无后援进入加沙的自由摄影师。我会全身而退，告诉你今天的加沙到底怎样。”

　　从特拉维夫坐上以色列长途班车，来到距加沙最近的一个城市阿什凯隆，换乘37路汽车到达进入加沙的埃雷兹检查站。车上只有我一个非武装人员，也是惟一的外国人。与以往同车的以色列军人不同，37路车上挤满了眼睛布满血丝、胡子拉碴的娃娃脸士兵，压满子弹的弹夹插在M16步枪上，军装脏兮兮油渍渍。车窗外焊着铁板，留两指宽的一条缝，勉强看到外面。路越来越颠簸，不时有熟睡士兵的钢盔撞击车厢的声音。

　　埃雷兹检查站是进出加沙地带的惟一通道。前些天，中国农历大年初一早晨，我在这里拍摄出加沙打工的巴勒斯坦工人，3名以色列士兵用枪顶着我的后背面朝墙搜身，因为这里是军事禁区。

　　此刻，这里安静得出奇。以色列士兵检查完各种证件后放行。我扛起行囊，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在与工人通道平行但相互隔绝的VIP通道，前方200米就是加沙地带。365平方公里，生活着150万巴勒斯坦人，四面封锁。

　　加沙地带西临地中海，形如狭长的带子。近20个犹太人定居点从各段楔入这个狭长带子。犹太人定居者在定居点与巴勒斯坦人居住区之间划出七八百米宽的隔离区，但针对他们的袭击却频频发生在这里。

　　加沙北部与以色列接壤，这里有全世界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贾巴利亚难民营。1987年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第一次爆发起义，第一枚燃烧瓶就是从贾巴利亚投向以色列军车的。

　　2000年9月30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的第二天，一名巴勒斯坦儿童在加沙身中8弹死在父亲的怀里。他是这场至今没有结束的流血冲突中死亡的第一个巴勒斯坦儿童。

　　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难民营与埃及接壤，以色列人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从那里偷运武器进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的袭击从未停止。拉法到处是残垣断壁，未被炸毁的墙上枪眼密布。

　　陆地上，加沙地带林立的岗楼里有数不清的以色列狙击手，以色列军车、坦克随时从定居点俯冲进巴勒斯坦居住区展开行动；海面上，以色列军舰控制水上交通，巴勒斯坦大吨位的船只被炸沉在港内，加沙渔港一片废墟。

　　朝霞染红天空的时刻，F－16战机的啸叫声也随之袭来，这种声音伴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在啸叫声的掩盖下，真正的危险来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低沉的“突突”声。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加沙是一座监狱；街上穿各种制服的枪手不知来自哪个武装派别，他们也是这个监狱的囚犯。

　　加沙地带抽取地下水技术落后，水管里的水又涩又苦，无法饮用，普通百姓喝的是每天从水车买来的过滤水。我走进一家杂货店买水，店老板看了我一眼，转身从柜台下面抽出一捆油布，一面解开一面说：你需要这个，全新，外送两个弹夹和100发子弹。一支涂满枪油的AK－47步枪，产自埃及。我拒绝了。在一个孩子把手雷当玩具的地方，枪不能保护自己。

　　进加沙第三天的凌晨，天漆黑。以色列坦克开进加沙城东北的谢贾耶区。

　　我到达冲突现场的时候是上午9时半。一片空旷的荒地上，矗立着一栋孤零零的三层建筑，后来得知，哈马斯（Hamas，“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把这里当作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卡桑”火箭的据点。哈马斯地下工厂制造土制火箭，几乎每天从不同的地点射向以色列境内和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

　　几个枪手一边套面具一边与我平行着向前移动。以色列坦克在正前方约100米处，几百名儿童躲在路旁小巷里向坦克方向张望，红新月救护员头戴钢盔，防弹背心外面套着醒目的救护标志，紧贴墙根站着，救护车停在路旁倒塌的建筑后面。在最接近冲突位置的地方，一名红新月救护员拦住我：“已经死了10个，受伤太多了，没来得及统计……别往前去了，楼顶上到处都是狙击手。”我身后是一群躲在巷子里探头的儿童，在他们中间夹杂着蒙面的枪手，不时朝坦克方向胡乱射击。

　　必须再靠近才能看清楚坦克后面的装甲车，负责爆破的工兵应该就在装甲车里。为了把工兵送到楼房前，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已经僵持了5个小时。

　　我低身向前移动，找到一个低洼地，这是能够影响狙击手射击精度的角度。准备拍摄的时候，本能地向后面看了一眼，寻找撤退路线，十几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跟在我的后面。孩子们很兴奋，结结巴巴地用英语说：“他们不会打你的，我们跟着你。”

　　孩子们一上来，我立即被挤出这个低洼地，同时，以军开枪了。这是阻吓性射击，密集的弹着点离我们约10米远。我立刻趴下，并大声叫孩子们回去，但十几张小脸分明不愿意错过这种童年惟一的游戏。没想到，面对以军坦克，几只小手开始拉扯我腰间的摄影袋，还在我的裤兜里摸索。一个孩子甚至站起来做出投石头的姿势要求拍照。我拒绝了，严肃地要他们离开。在加沙，事态总会莫名其妙地向尴尬方面转变。有人开始朝我扔石头了。几个孩子竖起中指朝我大声喊英文脏话。

　　以军在我正面射击，一发子弹擦过耳边，带着空气剧烈震动的声音，把我面前的地面打出一个坑，随后传来“砰”的一声。子弹来自身后：有人朝我背后开枪。本能驱使我立刻向右侧跳开，第二发子弹贴着耳朵再次把地面打出一个坑。我意识到了危险。这时以军机枪开火了，在我面前和身后形成两道弹幕，十几个孩子与我一起被夹在弹幕之间。有人往后狂奔时被机枪射中，12岁的艾哈迈德见状趴在我身边瑟瑟发抖。身后的红新月救护员拼命向以军挥舞双手，救护车不顾一切朝伤员奔来。艾哈迈德想往后跑，我刚喊出一声“不”，他已经起身，一发子弹同时击中他的胯部，孩子像一张弓一样弹到半空中，重重落下，惊恐的眼睛看着天空，嘴巴张着。救护车冲到眼前，以军的射击嘎然停顿，我吊在救护车后门把手上，在一路警笛声中离开现场。

　　机枪声再次响起……舍法医院是加沙城最大的医院。

　　在医院里我遇到了神秘的贾迈勒·哈桑———一个终日在医院游荡的人。他把我领到14岁的穆罕默德·卡罗·舒赫伯里家。“中国人，我要让你看看犹太人对我们做了些什么？”贾迈勒用缠着绷带的断指指着14岁的孩子说。我不能相信穆罕默德居然能活下来：半个被削去的前额在流脓，脑子在透明的头皮下颤动，左腿肌肉被撕扯掉，右腿截肢，被缝合的躯体内是残破不全的内脏，由于去掉多根肋骨，他的胸部塌了一半。2003年4月8日晚7时半，穆罕默德从学校回家，他不知道天空中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准备发射导弹。半年后醒来，家人告诉他，当时爆炸离他很近，导弹是朝一辆轿车内的哈马斯成员去的，很准。轿车周围是刚从清真寺做完祷告出来的人们，倒下一片，穆罕默德是其中的一个。

　　我的心情很压抑，此后70多天的时间里，我看着人类在传说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把“凶残”艺术地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终于到了离开加沙的日子。外国人的特权是终有一天可以离开这座监狱，带走许多记忆。VIP通道因为几次爆炸袭击被关闭，我穿过工人通道几道十字门来到最后一道铁门前。以色列哨兵的碉堡就在5米开外，遥控开关没有打开这道门，而身后的门“咣”地锁上了。一名巴勒斯坦妇女抱着婴儿坐在地上，还有一个孩子躺在她身旁睡着了，她从早晨开始就在等待放行。碉堡射击孔后面是张熟悉的娃娃脸，这名寡言的狙击手我认识。“你，不准照相！不许！”我转身，按下快门。背后传来阵阵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