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12月开始，湖北襄樊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的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不久前，记者在襄樊发现了比“官场地震”更可怕的新闻。2002年3月15日，一名叫做高莺莺的宾馆服务员，被嫖客纠缠，奋力反抗，结果被人从宾馆高楼的窗户扔出，坠楼而死。老百姓说，嫖客是原市委书记的儿子；知情者说，嫖客是原市委书记的亲戚。但该事件却被定性为“自杀”。为此，警方制造出种种“自杀”的证据，甚至出动大批警力将尸体抢出，送往殡仪馆。（《民主与法制时报》7月4日报道）

　　至今，公众无法知道，那一晚，高莺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惨痛至死的过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追问和推断，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究竟有多少人该为这位花季少女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我们可以推断的是，能够让高莺莺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死亡，并在其死后能动用那么多的力量与手段来销毁证据，拥有如此强大的权力之手的人，不可能有太多，也并不难落实。

　　只是，这样一起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还是在襄樊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等一批襄樊贪官被拉下马之后，得以昭然于世人面前。而且，公众能够看到的，还只能是笼罩于少女高莺莺之死的上面层层迷雾。现在已经是2006年7月了，“高莺莺之死”的事实还没有水落石出，留给我们的，只有感叹。

　　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公民孙志刚被残酷地殴打致死，公民黄静被残忍地摧残致死。现在，面对高莺莺之死，一切何其相似：遍体的伤痕，证据的毁灭等等。而不同的仅仅是，孙志刚、黄静拥有大学生身份标识，而高莺莺是一名底层的服务员。当年，针对“孙志刚事件”，孟波先生在《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一文中写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谁不是小人物呢？谁不是普通公民呢？”高莺莺以底层更现实的“小人物”身份，更真切地印证了失范与失控的国家机器的可怕。

　　肇端于权力滥用下的“高莺莺之死”，再次用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在公众心海投下了阴影。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说，“即使法律没有变更，执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变动。若未从旧制度政府遗留下来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状态，就无法设想法律最后竟如此遭人蔑视，甚至遭执行法律者的蔑视，因为那时既无政治议会，又无报纸，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为、专横跋扈和变化无常均不受限制。”祛除像高莺莺这样普通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留下的阴影，绝非是仅仅有人对“少女高莺莺之死负责”能够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