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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文学成为影视工具很可悲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7-5 13:43:15 ·来源：新京报
严歌苓：旅美作家，生于上海。曾做过舞蹈演员和军旅作家。1989年赴美留学。代表作有《扶桑》、《人寰》、《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女房东》等，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被改编成电影。今年，新出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她本人也将为陈凯歌执导的《梅兰芳》操刀编剧。虽然追求文字的动感和画面，严歌苓却坚持写作不向电视剧投降。
《少女小渔》改编成电影后，朴拙的、“为爱痴狂”的少女小渔形象成就了当年的刘若英。
移民作家有怎样的视角？中文语言写作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中国文学的现状如何？这些跨度很大的问题在严歌苓和她的书迷之间得到了沟通。6月24日，女作家严歌苓在单向街书店做了一次讲座，讲述了她对创作和文学的看法。
严歌苓称自己看透了人性，但还能进行写作，有着宗教式的追求，这就是一种“绝望的理想主义”。她描述了自己创作生涯的几个阶段，表示并不认同被划分为海外作家这样的类别，并谈论了对海外作家与本土作家及中文写作的问题。虽然她的作品被多次进行了影视改编，但她也表示了对文学沦为电视剧工具的悲哀。
讲座结束后，本报就严歌苓及海外作家的写作、影视与文学的关系，采访了相关的评论家。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两次到河南农村体验生活后写出的描述农村女性的作品。 《一个女人的史诗》是以严歌苓父母为原型的作品，塑造了一个生存在“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人不爱我”的情感矛盾与红色历史中的女人。
[演讲摘录]
写作三阶段
我是绝望的理想主义者
移民非常能够揭示人性秘密。
我就是这样的人，极丑的人性还能挖掘它。
我20年来的写作是分三个阶段的：在本土写作，本国人在他国写作，在他国写本国人。最初我是军旅作家，在198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了一系列小说；到了1989年出国，我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关注华人在美国的移民生活。移民非常能够揭示人性秘密，它提供了一个很戏剧化的舞台，这是最狡猾、最脆弱的群体，要不择手段在寄居地上生存下来，于是就留下许许多多的故事。
离开祖国17年后，我反过来回想中国本土，又获得了一种新的角度和视角，不仅作为本土作家，而且是带着一种非常奇特新鲜的视角，于是我又创作了《第九个寡妇》、《天浴》等一系列作品，这些和我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现在我又进入了英文写作阶段，因为《第九个寡妇》的翻译版不够有生命，我正开始自己写。最好的作家如纳博科夫，用俄文写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反映，但他的英文因为带着一种外国口音，反而产生了一种非常独特有趣的感觉。
一个人，明明知道会走到一个程度，但还是在宗教般地爱着什么东西，追求什么东西，这就是绝望的理想主义者。我经历了“文革”等事，对人性认识比较多，一个人像佛洛伊德似的看透了人性还能搞文学，就是绝望的理想主义者，我就是这样的人，极丑的人性还能挖掘它。
海外与本土写作
外国语言进入破坏了中文古文
把作家分类没有必要。
我想在我的小说里呈现动感、画面。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突破本土化的东西，其实很多大陆作家写东西已经很不错了，突破了很多东西，惟一不一样的可能就是套路少一点，控诉少了一点。我一直觉得我和中国其他作家是一样的，把作家分类没有必要。我还有一点比他们少顾忌就在于我的作品不只在大陆出版，可能这点对我个人来说更幸运一点。
哈金和我的经历比较相像，都是在成年期去国外的。
而其他很多的华人作家都是第二代华侨了。他们独特的经历，产生了独特的小说。比如谭恩美在美国就是很独特的作家，她第一次把主流美国人的眼光投入到不被注意的中国城来，这是她当年引起相当轰动的原因，当然她的成功和美国逐渐走向多元化有关系。美国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上有了改变，华人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去的美国已经不是谭恩美的美国了，《断背山》在奥斯卡获奖说明美国已经很开明了，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相当注意自己的“政治正确”。
我学了西方英文文学写作，算是写作科班出来的。关于文字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追求。一是我想在我的小说里呈现动感、画面。我觉得我们的古代文字是特别可视的东西，非常有画面感、视觉感，而其他国的语言都是靠听的，不过在“五四”时大量的外国语言进入，把中文古文破坏了。我希望文字不仅是信息，而是一种“感”，能把触觉、嗅觉、温度等体现出来。中国很多作家好像很早就被养起来了，他们不理解读书人的疾苦，写得很啰嗦，排比起来失控，这种现象我也比较警惕，希望做到惜墨如金。我觉得中国作家太注重形容词了，当形容词少了，动词多了的时候，文章容易朴素，动感强起来，另外，我不用“似乎”，“好像”等词，什么东西都要自然，尽量避免文艺腔。
文学与影视
我的小说写作绝不会向电视剧投降
我就被迫卷入了，但还是觉得很可悲。
文学应该是人自己的生存劳作之外的精神生活。
中国很多作家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我觉得这是可悲的，我不爱看电视剧，我知道有时候我看了就会上瘾，这是人性中的弱点。
但中国文学变成为电视剧服务，这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
《一个女人的史诗》在拍电视之初我还很高兴，当时我也是被这股潮流吸引，因为经济收益和为文学做广告的原因，我就被迫卷入了，但还是觉得很可悲。像余华的作品、《狼图腾》等能卖这么多，我觉得是个谜。文学借电视剧来传播自己，它本身的价值和美感就下降了，变成了电视剧的工具，比如越来越注重情节，语言越来越粗糙。我的小说可能会用电视剧来做宣传，但我的小说写作绝不会向电视剧投降。
文学的功用是多重的，它具有美的价值，是一种用文字创造的艺术品，从康德美学的角度来说，美有两个特性，一是非功利，二是无目的。文学应该是人自己的生存劳作之外的精神生活。
现场互动
问题1：你有遇到创作艰难的时刻吗？
严歌苓：英文有一种说法，叫writer‘sblock（作家障眼），我好像没有这个时刻。
有作家友人建议我可以换个人称，如换成第一人称，很多大作家都有这种问题。不过我写第一人称有障碍，会产生自我审查。我很怕直面读者，必须站在幕后。我的问题主要在生理方面，我以前是失眠者，现在我只要能睡觉就能一直写作下去。
问题2：你喜欢怎样的人物？
严歌苓：我比较赞赏和我的性格对立的人，我观察一些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孩子，我就是一个多思的人，但是写完之后我才发现这些女性都有我的性格。比如，我们都是大大咧咧、不太严谨的人，另外，我不是很喜欢知识分子化的女性。当然，我要创作什么人物，这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我写的人物怎么样，这都是读者告诉我的。
「多方观点」
严歌苓属于两者兼有的作家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海外华文这个概念本身很含糊，海外华文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在西方语境下的英文写作，作为西方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品种存在，比如哈金、谭恩美等作家；另一类则还是在中国文学的传统底下的海外华人作家，只是在海外写作而已。严歌苓属于两者兼有的作家，一方面她作品中对文学的理解，对时代所构成的东西都还是中国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旅美华人作家的影响。不过我觉得她和中国的本土作家区别并不大。
文学和影视完全是两回事。纯粹的文学和电视剧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小说是用语言做主导，进行叙述、情感表达，影视则是技术性的东西。小说家通过影视宣传自己的作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是影视霸权时代，而文学却很有限。人的本性是懒散的，电视正好投合了人平庸的渴求，这当然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中国现在的文学庸俗化。
优秀的大作家是不会受影响的
王干（《中华文学选刊》主编）
我觉得严歌苓属于成就较高的海外作家。我也看过哈金的作品，但觉得他还是缺少一些当下文化生活的气息，而他对人性的描绘太清楚了，但严歌苓对人性和现象的描写就非常模糊与暧昧。我觉得严歌苓是继张爱玲之后又一位优秀的女作家。
严歌苓离开本土后，获得了相对独特的视角，她站在中西方文化交会的角度，重新打量过去生活的记忆，从这点上，她区别于一般本土作家。
严歌苓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的土地，但她同时具有丰富的海外视野，这就超越了本土的作家。同时，她用女性的视角使小说富有独特的力量，她把人性深处的东西写得非常客观。
这种客观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女性情感方面。
最伟大的小说肯定是连电影都没法改编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肯定是要顾及许多东西的，但小说改编成功就是导演和编剧的成功，不是小说家的成功。现在的确有一种小说影视化的趋势，但这点不用担心，真正优秀的大作家是不会受影响的。什么时代都有浮躁的人、浮躁的事，没有影视，作家还是会受其他影响。三五十年前，没有影视，同样没有好的文学作品出现，这和时代有关系。
「听众回访」
李冬莉公司职员
我读过她很多部作品。
严歌苓一直吸引我去看的一点是，她在人性上的表述非常特别。比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就是个非常鲜活的形象，具有不同的层面。我最喜欢的作品是她的《雌性的草地》，这是在她出国前写的。很多人都说她是在海外成名，但我觉得她的所有作品至今为止都没有出过这本书的框，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而已。
严歌苓在中国女作家中是特别不矫情的一位，许多其他的女作家都喜欢把自己的影子放进作品中去，让读者好像在看她自己，但严歌苓的作品中只能看到她的生活经历，却并不是在看她本人。
刘锋媒体从业人员
我觉得她的作品比余华好很多。她的作品追求一种宏大叙述，比如《第九个寡妇》中描绘一个地母形象，在一个很宏大的背景下，特别突出了人物的塑造。作者喜欢把人物放在特别苦难的环境下，人性都是经过曲折和苦难才完善起来的。我听了这讲座觉得严是个很爽快、很明朗的人，她没有那种装高傲、苦哈哈的样子，她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人。
我觉得文学改编成电视剧没什么可悲的，小说不会因改编而减色，而且小说也不是需要所有人去喜欢的，这是很个人化的东西。
实习生 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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