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经眼期刊：2006年第2期的《收获》、《大家》、《文景》，第3期的《十月》、《天涯》，第4期的《人民文学》，第5期的《书屋》、《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家》。

　　刘庆邦的小说之笔，最近似乎离开他的标志性ＬＯＧＯ“煤窑”题材越来越远了，但依然专注于写农村写底层。《十月》第三期上他的一篇《秋风秋水》很有些意思：“李开梅的男人喝饱了酒，出去后再没回来。”做妻子的预感他出了事，于是央求别人打捞丈夫的尸体。可打捞数日无所获，在此过程中，关于李开梅男人涂海清的去向，人们有了演绎得越来越离奇的各种版本。最后，涂海清的尸体被发现，“按说事情到这里该结束了，可就涂海清的死，当地又有了新的传言，广泛的传言，传言说，涂海清是在河里站着死的。自己就稀罕了，涂海清的脚上又没绑石头，怎么会站着死呢？这就成了问题，问题同时也是悬念。”故事其实很简单，但故事里的意思很不简单——那些传言和传播传言的人们，让我们很容易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也很容易联想到关于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著名论断。

　　刘庆邦在《人民文学》第四期上发的《穿堂风》也颇有些意思。它的主人公是瞎瞧：

　　“他的名字叫瞧，因是个瞎子，村里人就把他叫成瞎瞧。”一个盲人被作者命名为“瞧”，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何况刘庆邦还安排瞎瞧具有“过阴”的独特本领，就是他能够给阳间的人带来阴间亲人的消息。他死后，“村里再也无人会过阴，再也无法从阴间带回好消息，阳间的人再也无人得到安慰。”“瞎瞧死后，人们才意识到瞎瞧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那样有意思的人了。人们心里一时空落落的。”——这样的文字，转圜自如，利落洒脱，很是帅气，怪不得有人如是评论：“刘庆邦是短篇圣手。”（刘轶《刘庆邦的“红与黑”》，《文景》杂志2006年第2期）

　　如果您是对小说兴趣不浓的读者，我推荐您看《收获》第二期里王樽的《贾樟柯：电影改变人生》，那是作者和贾樟柯的问答记录。

　　《天涯》第三期里可圈可点的文章至少有两篇。吴志翔在其《广告美学：符号的创世纪》里感慨道：“传媒时代，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变。哲学语言被稀释，以最简易、最媚俗的方式被理解和传播。”这是一位青年学人的敏锐和忧思。而吕新雨的《“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也许更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它从一部十多年前轰动上海、创下高达36％的高收视率的纪律片《毛毛告状》入手，讨论和研究1980年代以来开始的以民工潮为表现的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及在时代剧烈变迁中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从湖南到上海的打工妹谌梦珍和她的女儿毛毛的故事，至今仍然牵动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心……

　　另外，翟永明的《混血的城市》（《人民文学》第5期）和王开林的《义无再辱》（《书屋》第5期）、陈赜的《嫦娥与义山诗》（《作家》第5期），也都值得读者花时间。前者是才女之笔，纵横恣肆，后二者则乃学者风范，端严谨饬。《义无再辱》从题目看，便可知是评述王国维先生五十之年自赴清流的那段早已被几代学人反复研究过的著名公案，而敢于笔涉于此，本身便证明了作者的底气；《嫦娥与义山诗》则围绕李商隐作品里的“嫦娥”意象展开论述，认为：“义山诗以月宫之‘冷’，嫦娥之‘寒’自喻孤孑的身世和相思的深情。其实并非月宫过‘寒’，嫦娥过‘冷’，而是诗人一生的遭遇、官场的失意和有情其无法遂愿的爱情悲剧让诗人心灰意冷。这才使得诗人笔下的月宫、嫦娥散发出阵阵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