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份我国贸易顺差达到创记录的130亿美元后，6月份这一数字攀升至14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再创历史新高。

　　由于我国具有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使得贸易顺差与当今宏观经济运行、货币政策等联系日紧，也让高额贸易顺差话题再度升温。如何在不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时，又能有效熨平失衡的外部需求，正成为检验政府智慧的重大考验。

　　专家指出，在引发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原因来自于内部需求的失衡即我国储蓄和投资结构的失衡。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也是重要原因。

　　商务部贸研院专家梅新育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是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走势和国际生产转移的产物，美欧今年宏观经济走势向好，国际生产持续向中国转移且转移的产品结构日益提升，必然带动我国出口增长。

　　正是基于我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廉价劳动力成本等优势，自上世纪末以来，海外跨国公司开始走上跨国外包、制造业产业转移之路，在我国投资建厂，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并将制成品出口到国外。这些海外跨国公司的出口统计都被大量计算在我国贸易中。

　　在增加外汇储备的同时，作为“双刃剑”的另一面，巨额贸易顺差所引发的贸易失衡，给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内经济运行带来了挑战。

　　在全球贸易保护日盛的格局下，巨额贸易顺差容易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近两年来，统计显示出我国对欧美等国贸易顺差增速明显，这已成国外一部分人压制我国贸易的口实，甚至屡屡以贸易失衡向我国汇率政策实施压力。

　　同时，巨额贸易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我国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增加，无疑将继续增大央行因对冲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基础货币，流动性进一步过剩。流动性的过剩将放大金融信贷和利率风险，影响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不稳定因素。

　　调整巨额贸易顺差，改变外贸增长方式势在必行。国家正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近期以来，国家调整多项外贸出口政策，对部分进口产品提供优惠信贷，多渠道鼓励企业进口。

　　然而，让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把高额贸易顺差降下来，这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梅新育指出，抑制贸易顺差的努力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冲突。大幅度加大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本已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消费增长则要取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恢复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绩。而这两点均非一日之功。可见，在保持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实现贸易平衡，这将是对我国宏观经济部门智慧的重大考验。

　　（见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