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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足球’的大规模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种足球领域的腐败现象，国有资产应该早日退出中国足球。”这是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常金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的激愤之言。
世界杯鏖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围绕中国足球的反思多了起来，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是否应该退出足球领域的争论更是日益激烈。近日，本报记者辗转上海、济南、西安、成都、北京、大连等地，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常金月这一不无激愤的论断代表了不少支持国企退出足球者的共同看法。他们认为，国企投资足球，带来的不良后果一是哄抬物价，提高中国足球运作成本；二是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国企“烧钱”不心疼？
也许说“腐败”更像是道德判断，但说“烧钱”却有足够的事实支撑。
从1994年推出的甲A到现在的中超，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一直占据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主导地位，虽然目前国有资本背景俱乐部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但像山东鲁能泰山队、上海申花SVA文广俱乐部队、天津泰达队、北京现代队等成绩较好的球队，其“东家”均是财大气粗的国企，而其投入力度也是一些私营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1997年，原公安部所属企业前卫寰岛开创了国企“烧钱足球”之始，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吸引国脚转会，斥巨资引进了大牌球员和教练；随后的1998赛季，前卫寰岛队又以235万元的创纪录价格买下了彭伟国、以200万元买下符宾。从1999年到2003年，中国足球选手迎来了暴富时代，到了1999赛季，个别球员的收入已经超过了300万元，这只是年薪和奖金两项的收入，还不算球员转会的所谓“签字费”。2002年，上海中远队分别以950万元与900万元的天价转会费从上海申花队“挖”到了祁宏和申思，这两人的年薪都超过了350万元；2003年，上海申花以1000万元从辽宁队引进了张玉宁，后者第一年年薪就达到了300万元。
一些国企足球俱乐部由于决策错误，使国有资产白白流失：2002年，急于用人的辽宁足球俱乐部在没有任何考察的情况下，与一个叫泰瑞克的土耳其球员签署了工作合同，月薪高达2.5万美元，但是后来发现该外援是“水货”，将其弃用。2004年，泰瑞克向国际足联状告辽足拖欠其三年的工资，总计90万美元。国际足联作出最终裁定，判定辽足必须支付其三个月工资7.5万美金。2006年2月，国际体育法庭裁决上海申花俱乐部赔给被其解聘的塞黑外援佩特科维奇100万美元，申花不得不将这笔中国足球界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赔款如数汇出…… 山东玉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常金月说：“现在中国足球的发展，我看就是‘烧钱’，一个比一个烧得多。问一句为什么？全是国有资产，根本不用负责。没有责任，那么投资的主体也就无法明确，又谈什么健康发展呢？”
2004年3月5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常金月向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推进赛事改革，保护国有资产》的议案。议案中说：“职业体育赛事，特别是足球、篮球等高风险行业，国外一般不允许国有资本的介入，而中国却有上百亿国有资本投入。事实证明，这些投资是无效的，不仅导致假球、黑哨等丑恶现象发生，同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他建议，“除国家队外，禁止国有资产投入中国足球。”
国企足球俱乐部表示反对
对于“国企退出足球”一说，一些人士尤其是国企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足球在中国深受老百姓欢迎，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肯定和保护他们投资足球的积极性。他们同时表示，国资投资足球，必须加强财务监管，做到理性投资。
山东鲁能俱乐部党委书记田迪说，民营企业能搞好足球，国有企业更能搞好足球，“现在市场经济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谁搞好谁搞。”鲁能泰山俱乐部总经理康梦君认为，国企投资足球，并非不讲回报。通过足球，“鲁能”成为一个著名的品牌，山东电力在参与美国电厂建设的竞争中，依靠足球赚到不少印象分。他坦承，如果纯粹通过足球来获得多少经济上的回报，是不现实的。
采访中，不止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表示这样的担心：中国职业足球靠着国企的扶持才成长起来，如果这些国有垄断资产相继退出，中国职业足球可能随之垮掉。中国足球职业化历史不长，已取得一些成效，如果国企退出，又找不到有足够实力的私企接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可能消失，老百姓不会答应。
支持国企退出足球的人士则表示：从宏观上看，正由于国有企业不计回报的投入，才提高了整个中国足球的成本，让一些民营企业“敬而远之”。如果这些国有垄断资本能够陆续退出，那么，整个中国足球的环境将会得到很大改良。民营企业所需要的，正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豪门”俱乐部开支高达亿元
自从1994年以来，经营过足球俱乐部的企业或单位约有40家。如果再算上那些冠名球队的企业，那么，与甲A、中超职业联赛有关系的企业超过了100家。近年来，不断有国企退出足球，例如红金龙集团、红塔集团、华晨集团、平安保险、全兴集团、青岛颐中等。
记者采访的多家俱乐部均表示，中国职业足球的成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快速提高，职业化之初几百万元就能养活的球队，已经发展到没有几千万元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的地步，像山东鲁能泰山、上海申花等“豪门”俱乐部的年度开支，更是高达亿元以上。
山东体育科研中心研究人员王立红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不到一万元人民币，而一个球员的年薪可以达到上百万元，购买一个球员也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这就是各家俱乐部竞相炒作的结果。据统计，甲A球员的年薪是中国人均年收入的130倍，而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世界顶级足球联赛，球员收入与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最多也不过30倍。公款的介入让一些投资人花着国家的钱不心疼，拿着国家的钱哄抬物价。如果由民营企业老板来经营球队，那么，他们在花自己的钱之前一定会三思而后行，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恶意炒作。
四川全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营销中心副主任许勇曾任四川全兴俱乐部总经理，这家俱乐部在2001年因为不堪巨额投入而转手。许勇说，四川全兴集团从1994年开始和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共同组建俱乐部，每年赞助四川足球队一百万元，签了八年合同。从1998年开始，全兴集团全面介入俱乐部的经营和管理，这时开销越来越大，每年投入从一个一百万变成十几个、几十个一百万。这家酒厂终于不堪重负，已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搞足球，否则将严重影响主业，2001年，全兴集团退出了足球。许勇说：“从每年100万元投入到几千万投入，企业玩不下去了。”
许勇透露，全兴这几年的投入，“说七、八个亿夸张，纯投入花了两个亿以上。”他说，俱乐部的高额运营成本有很大一部分花在球员引进与工资上，俱乐部之间互相抬价，恶性竞争，“比如买外援，这一家谈好了是25万(美元)，却被另一家弄成30万(美元)，前一家一生气，就弄成35万(美元)了，搞成拍卖了。价格体系非常乱，大家相互间抬杠，花了很多冤枉钱。”
三年五载循序渐进地退出
常金月建议，国有资产尽快从中国足球中剥离。他认为，成功的民营企业都愿意赞助体育，但国有资本特别是垄断国有企业抬高了体育产业的门槛，把别的企业都给憋死了，这不是好事。
王立红表示，国有资本会何时和怎样退出中国足球呢？按事物的发展规律看，无非两种方式：一、像云南红塔和青岛颐中那样直接退出，由民企接手；二、像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正在做的那种努力，即逐渐减少山东电力输血式的投入，向俱乐部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化，在不远的将来，使俱乐部成为真正独立经营的股份制企业。代表着中国足球未来的，应该是后一种方式。总之，国有企业退出中国足坛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五年，但最终的退出从而完全与国际足坛接轨，是必然的。
无论是“国企退出足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表示：中国职业足球急需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赢利模式，扭转普遍只亏不赚的局面。如果足球俱乐部能够自我“造血”，国企还是民企投资的问题将随之烟消云散，同时也将给北京奥运会前后的中国体育产业提供宝贵的启示。（记者:肖春飞蔡拥军赵仁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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