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决赛上，被誉为“优雅大师”、正在进行“告别演出”的齐达内，铁头突然撞向对手胸口，不仅将其撞翻在地，也将大力神杯撞进了对方的球门，撞昏了全世界。

　　这个人的自杀性撞击，仿佛不是撞向对手，而是撞向自己，撞碎了那个被媒体塑造出来的神话形象，撞碎了大众对其“完美谢幕”的期待。他也一头撞向世界无数球迷的胸口，永远洞穿了他们的胸膛，同时留下了一个久久堵在世人胸口的谜团。

　　试图理性地破解“齐达内之谜”的人们，兵分几路，分别运用心理分析、人格分析，还有更为时髦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摸索这一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因果链条。心理分析派将其归结为复仇冲动；人格分析派忙着从中推论出此人的复杂个性，乃至法兰西的民族特性，接下来还要探讨法国食物与法兰西民族特性的关系；权力分析派则将矛头指向世界杯的政治经济学（阴谋论和利益制衡术），从而将公众的愤怒及时引向一个具体的敌人。

　　这几种思维方式，都致力于发现逻辑和必然性，都是因果论的产物。

　　在我看来，齐达内的头，恰恰撞碎了必然性，也撞断了因果论的链条。他断然采取违背自己切身利益的举动，毁灭了串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个人及集体的业绩和巨额奖金、各种资本的投入、球迷的付出），撞碎了“我们共同的世界”，破坏了因果链条。电视直播的镜头，瞬间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行为的无缘无故、难以捉摸、不可思议的一面。出人意料的是，事后，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对他这一行为的理解，甚至是“感同身受”。这说明，不是齐达内这个“特例”对正常人构成了一个谜，而是这个踢球的司芬克斯，瞬间向我们出示了一个人性的谜题。

　　何谓“共同世界”的利益法则？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热爱人类之士为人类幸福制订的全部体系”。理性世界的算术就是二二得四，二二得四就是一堵代表不可能性的坚硬石墙，拦在人的面前，蔑视和粉碎一切个人意志和非理性冲动。十四品文官们选择二二得四，诗人和疯子选择撞墙。撞墙可能会头破血流，但二二得四已经是死亡的开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里，地下室人用一种疯狂的、颠三倒四的语调，表达了对于理性以及人类理性能力的怀疑：“（人）绝对不喜欢按照理智和利益的指点去行动；愿意的话，可以违背自己的利益……自身的、自由自在的、随心所欲的愿望，自身的、即便是最最乖僻的任性，自己的、有时甚至被撩拨到疯狂程度的幻想———这一切便是那种被遗漏掉的、最最有利的利益，对它来说……一切理论和体系总将化为泡影。”

　　《地下室手记》的结尾，发霉的地下室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位年轻清新的姑娘，一个不幸的妓女。两个孤独的人互相倾诉，最后，似乎诞生了一种“令人恼火的”的爱。就在这个貌似出现了希望的关头，主人公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段羞辱这个姑娘的话，还侮辱性地塞给她5卢布。姑娘哭着跑了，“我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永远、永远也不能平静地回想这个时刻。然而———为什么呢？”

　　“然而———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也突然找上了刚刚死了母亲的莫尔索。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一个对母亲的死都表现得无动于衷的“局外人”，在海滩上行走时，突然开枪打死了一个不相干的阿拉伯人———仅仅因为“阳光太刺眼了”。这个看似荒谬的心理细节，现代人不会感到陌生。类似的荒诞枪声，难道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领教得还不够吗？

　　非理性对于理性世界的瞬间撞击，就像地下室人的尖叫和莫尔索的子弹，穿透二二得四的墙壁，粉碎一切可以依靠的外在屏障，逼迫人重新返回“无根基”的起点，重新面对“活生生的人”的司芬克斯之谜。

　　司芬克斯越来越健壮了，它在踢球。它的任意球随时会撞到我们胸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