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

　　两次绑架，带来的就是两场战争。

　　阿拉法特和沙龙政治生命终结后，中东新一代领导人登场，但中东游戏规则却并没有改变：挑衅，大规模报复，再挑衅，再报复。轮回中，和平的希望一次一次来到，又一次一次在绝望中离开。

　　对于阿拉法特和沙龙这一代领导人来说，他们崛起于战火年代，运用暴力实现目的自然轻车熟路。而今，年轻一代主宰着中东政治生态的发展，他们同样继承了上一代以暴力为特征的游戏规则。从这种代际承接中，可以看出中东特殊政治现象和心理的延续。

　　中东特殊政治现象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中东地区领导人的生存状态在全球也许最为恶劣。他们必须具备双层博弈的政治手腕：既要应对国际压力和对手，推动和平进程；同时又要平衡国内政治的阻力与不和，维持内在的稳定。其他地区的政治家考虑的第一要务也许只是维系政治生命的延续，而中东的政治领导人还必须经受自然生命延续的考验。1995年，力求和平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付出了生命代价。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不遗余力推动埃以和解，但也难逃一劫。

　　然而，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盛行，只是巴以顽疾久治不愈的表面原因，双方长期冲突的深层原因则在于不同的心理认知结构。在非对称性冲突中，弱势一方的有利武器为极端手段，如恐怖暴力，或寻求外在力量，如大国干预或国际正义。如此而言，哈马斯、真主党对暴力的依赖心理并非无源之水。同时，犹太人历史上的悲惨遭遇，加之以色列国土狭小，以及长期处于敌对国家包围之中，造就了以色列人内心强烈的不安全感。“以色列人经不起任何一次失败”，且只有在进攻之中才能获得安全感。双方日积月累形成的不信任和仇恨，固化了巴以双方心理结构的封闭性。

　　最重要的是，中东地区强烈的宗教信仰意识，成为中东民族主义力量的源泉，也是巴以民族心理结构的内核。这是一种双方都认定土地归属自己的原始宗教信念。由此可知，建立在情绪、情感以及宗教信仰之上的民族认知结构，成为巴以长期冲突的根源。和平进程中的政治谈判，实质只是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于冲突的解决而言，政治谈判仅是治标之策，而标本兼治之术则在于，国际社会不仅为中东维和，更在于建立和完善“维心之术”，破解中东以暴力为特征的游戏规则。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