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求发展，以创新促发展，是贯穿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精神和实践特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创新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要求，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军事领域最忌保守僵化，更需要确立与科学发展观相符合的时代眼光、发展理念和创新思维，大力推进军事理论、部队管理和体制机制等方方面面的创新，促进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刊发这篇关于军事创新思维的杂感式文章，意在启发大家开拓思路，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编者

　　苹果为何从树上坠落

　　——创新思维：发现问题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指向

　　创新思维并非简单的“奇思妙想”能力，尽管通过奇思妙想完成伟大创举的传说不绝于耳。最典型的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那棵苹果树。现在牛顿家乡英国的伍尔索普，那棵苹果树已经成为了一棵“圣树”：伊利莎白女王颁发的保护令就立在树旁。来此参观的人们望着这棵长期无人修剪、枝桠及地的圣树，想象当年牛顿双手叠在脑后倚树而坐，望着坠落苹果在冥想中完成物理学最伟大发现的情景，心中的虔诚与激动也可想而知。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使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宇宙和谐运行的规则，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不深远。但即使传说十分可靠，促使牛顿发现这一规则的，也并不是那棵苹果树，其思维焦点和起点，是那个早已无踪迹的苹果——它为何从树上坠落？这才是伟大发现的思想起点。

　　这就是创新思维最鲜明、最直接、最突出的特点：发现问题以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指向。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破解发展难题中产生的科学理论，同时又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创新思维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获得它必须具有的单刀直入和简捷。以数字化部队建设为例，当我们不少人还在对数字化部队的概念、意义进行复杂定义和反复论证的时候，美国人认为数字化部队的全部功能和意义就是解决三个问题：我们在哪里？友邻在哪里？敌人在哪里？数字化部队的作战效率，就因为解决这三个问题而大为提高。这三个问题如此简单和直白，致使我们无法开展复杂高深的学术推演，它们却又是兵家数千年苦苦追求而一直未果的目标。

　　这就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创新思维的特点：坚定的、完全的问题指向。首先可以问一句：发现问题了没有？发现了什么问题？准备怎样解决问题？如果你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创新之门就被推开了。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总结不是创新，夸耀不是创新，编串子不是创新。创新不是对已知世界的定义，而是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其中最重要的甚至不是个人才能，而是思想方法。好的方法可以成为牵引思想的绳索，反之则成为捆缚思想的绳索。一次学术研讨会，讨论美国新军事战略，与会者中包括曾经参与制定这一新战略的两位美国学者。我方有发言者展开“深入”分析：美国新军事战略的三大框架、四大要素、五大特点，娓娓道来，全面铺开，把美国学者听得目瞪口呆：你们的理论概括真厉害，总结出这么多我们都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但很快就心存疑惑，继而反问：研究问题真的应该是这样吗？无独有偶，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当我们很多分析都认为该战争喻示信息化作战正式登场、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历史转折点、对世界军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时候，美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则认为美军进行了一场“理想的战争”，因为遇到了“理想的敌人”，建立了“理想的联盟”，拥有“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地形”，因而获得“理想的战场”。鲍威尔之所以提出这么多个“理想”，话外之音无非是想警告那些沾沾自喜的美国军人和民众，如此理想条件今后很难再现。当时美国的《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说到成功和优势基本上是轻描淡写，说到问题却挖掘很深：事实证明，美国地面和海上部队在扫雷经验、训练和装备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战场通信能力严重不足；提供的战术情报经常是马后炮，而且不能令人满意或者毫无价值；由于缺乏夜视器材，海军陆战队每天天黑后不得不停止作战行动。该报告对问题的追究并未到此为止，继续深揭：“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缺乏运输工具，不得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租借卡车”；“事实上有些系统性能不佳，在作战中妨碍了部队的调动”。

　　这就是他们的总结，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的描述和评价大相径庭。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其实不复杂：他们不想总结出一大堆光环然后躺在上面睡大觉；他们还想保持对缺点的敏感，对问题认识的尖锐，因为他们还想保持对创新的锲而不舍，还想去努力去发现、思索那个坠落的“苹果”。

　　这就是创新的起点，创新的路径。说它简单也简单，说它复杂也复杂。

　　在伍尔索普的那片果园，今天人人可以安坐在那棵圣树之下任由思维驰骋。如果仅仅冥想牛顿第一定律的伟大和辉煌、它的意义、它的性质、它的地位、它的价值，就会忽略甚至最终忘记去观察和思考那个突然坠落的苹果。

　　火药的不同效用说明了什么

　　——技术理解能力：军事创新思维不可忽视的要素

　　什么是技术理解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能够懂得和感悟技术中所显现和蕴含的全部意义。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和感悟所产生的不同效用，必然导致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效应。火药是中国人的发明，当初发明火药只是炼丹的产物和作为驱鬼敬神的信物，没有想到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后，被装入枪筒推动弹丸射杀对方，热兵器由此诞生并开始大规模取代冷兵器，世界第一轮军事革命也由此发生。再如罗盘也是中国人的发明，当初发明罗盘是为了看风水，欧洲人却把它装到船上去扬帆远航，探索世界，征服世界。这种差异出现后，颇富戏剧性的场面就随之而来了：我们的发明物像澳大利亚土著人打猎使用的“飞去来器”一样，不同的是它被甩出去后，呈弧线状飞回来击中的猎物却是我们自身——这可以算是从极致之处领受技术理解力的不同所产生的效用吧，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波及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衰。

　　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进行首次有动力飞行，今天看来是伟大的创举，当时却也被不少人笑掉大牙：费那么大劲糊的飞行器像个空中书架，晃悠几十米就掉下来摔烂，有什么用？当时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一技术的巨大含义，更意识不到一种新的军事利器即将出现，延续几千年的平面作战从此走向立体。技术理解能力并非一蹴而就，只有随着技术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后来飞行器迅速发展起来了，最前卫的理解也不过认为它可以用来侦察对方阵地。但军情的发展，要求飞行器必须有射杀武器，很快有人向对方拔出了手枪。手枪射程太短，于是有人开始在飞机上安装机枪。新的技术感悟导致空中温情脉脉的时代结束，空中搏杀很快就变得像地面搏杀一样凶猛激烈。这种几乎是突然出现的作战方式把早已固定的军事秩序冲击得支离破碎，前景扑朔迷离，哪一方也未对来自空中的噩梦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

　　恩格斯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这句话揭示了一条军事规律：新技术、新兵器迫使人们产生和创造出新思想。但在诸多矛盾制约因素中，技术理解力的不同，仍然造成对同一技术产生巨大的思想认识分歧。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米切尔最先说出他对航空技术的感悟：“在战线上空飞一趟使我对军队的布局情况得到了比在地面上跑多少圈都更加清晰的印象。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飞机里花几分钟就越过这些交战军队的阵线，而这些军队却在战斗中僵持、无力前进难以动弹已经三年了。”“花几分钟”就可越过僵持几年的战线并非对米切尔一个人“非常有意义”，而是对全部作战方式将产生重大意义。比米切尔更加彻底的是意大利人杜黑。这位前航空局长预言将出现一种全新的战争样式——空中战争。他说空中战争将引起战争的革命。他说战争将不再局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战争不再为地形地貌所阻隔。未来战争很可能从空中开始。杜黑一句话一个结论，其中反传统的观点比比皆是，对此多少权威人士纷纷站出来，依据浩瀚的兵学财富和兵家定论对其进行反驳和诘难。颇富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持续数十年之久对杜黑理论的争论，立体作战观念终于带着其全新的理论视野降临战争舞台。虽然批评声今天仍不绝于耳，但在事实面前，全世界都承认了杜黑对航空技术的透彻理解力。

　　航空技术开拓了三维空间。今天引领性的技术，是正在开拓四维空间的信息技术。如果思想仍然停留在二维空间，怎么去谈今天的技术理解能力，怎么去运用今天的技术理解能力完成军事创新。任何人都不可能懂得所有技术，但必须能够理解技术的含义，明白它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感悟它所开拓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对我们尤其重要。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的传统军事学轻视技术、脱离技术的倾向明显。古代先哲们“形而下者为器”，“形而上者为学”的观点对我们影响甚深，不少人认为要建立一个什么“学”，先必须脱离“器”，否则就不高深，就不抽象，就钻不进象牙塔。这种观念无疑是军事创新思维的重大障碍。理论理解能力是重要的，但技术理解能力也万不可忽视。从历史长河看，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形态一直决定着战争与军事的基本形态、决定着军事组织方式和作战指挥方式、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是军事技术而不只是军事思想，推动旧的军事力量体系逐步瓦解和新军事力量体系逐步形成。轻视军事技术，就是轻视军事实践；脱离军事技术，也就脱离了军事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理解能力是今天制约我们军事思维创新的一个障碍，提高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信息素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