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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父亲”为儿筹学费两借高利贷
专家表示应加大助学政策宣传力度，制度执行中加强人文关怀，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新闻背景
6月26日，山西省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学生玲玲（化名）查到了高考分数线，其532分的成绩已经超过二本录取分数线17分。在得知女儿的好成绩后的第二天早上，苦于筹不出学费的父亲李海明在自家土窑的门框上面上吊自杀。媒体报道此事后，当地政府已承诺负责玲玲大学四年所有学费。
7月1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负责人赶赴山西翼城，将大学第一年2000元生活费提前交到了玲玲的手中。以后的3年大学生活，中国扶贫基金会将继续支持玲玲，每年发给1840元救助金。
本报讯（记者
王卡拉）近日，本报记者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负责人一同赶赴山西，了解贫困生玲玲的父亲李海明因愁学费自杀事件。据介绍，此前为供玲玲读书，家里已经两借高利贷。昨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组组长李秋蕊指出，地方政府对国家贫困生助学政策存在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李宝元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也表示，除了贫穷之外，助学信息的缺失是悲剧的另一个诱因。
个别地方宣传不到位
李球蕊说，虽然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贫困大学生救助政策，以确保贫困家庭的学生顺利入学。但个别地方政府对这些政策宣传不到位，或宣传方式不正确，导致信息最终没有传达到学生那里。
在这件事中，玲玲不知道有什么方式能帮助贫困的她顺利入学。中国扶贫基金会每年都会主动联系地方，提供很多救助名额，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相关情况，提交贫困学生名单，“有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嫌麻烦，都不愿意填写。”基金会希望地方政府能积极配合，把政策宣传到位，让每一个有条件得到救助的孩子拿到救助金。
制度运行需要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李宝元教授指出，玲玲家悲剧的产生，经济负担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助学信息的缺失则是另一个诱因。玲玲没有向学校真实反映家庭情况导致了信息不对称，使玲玲没有享受到贫困救助。李宝元认为，制度是冷酷无情的，它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有人文关怀，否则就形同虚设，不可能惠及具体的当事人。在学校，老师应该是最了解学生情况的人，应该多关心学生、充分了解学生的状态。
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指出，玲玲家的悲剧相当深刻，选择自杀只是比较极端的行为。助学政策宣传不到位不是因为难度大，而是个别地方政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康晓光认为，从理论上讲，社会已经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来解决贫困生读书问题，如绿色通道、助学贷款等，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他建议，在高中教育阶段，应该把这些基本政策在迎考阶段就落实到学生。“这么多生命还换不来一个教训吗？就是一个知情的问题。”
■回忆
父亲淘粪为女儿挣学费
山西贫困女生玲玲在学校不愿透露家庭状况
“父亲走的时候穿的是惟一一身我买给他的衣服，吃的最后一顿饭也是我做的。”6月27日，也就是得知女儿高考分数的第二天早晨，玲玲的父亲上吊自杀了。从门框上把已经失去体温的父亲抱下来，人工呼吸，掐人中，玲玲现在回想起来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女儿害怕再走门前小路
7月13日，本报记者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组组长李秋蕊，一起赶赴山西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来到了玲玲和父亲生前居住的窑洞。
如今，玲玲不想再走上这条熟悉的小路，因为小路的尽头是那个记录着她和父亲生活的破窑洞。中间那个存放麦秆的窑洞门上，父亲上吊后的模样是玲玲最不敢面对的事实。“我很害怕走那条路，会想起我父亲。”玲玲婉转拒绝了同行。
债主春节前上门催还高利贷
玲玲的继母章惠兰回忆，为了供玲玲读书，李海明曾两次借高利贷，抵押了老宅。今年春节前，放高利贷的人找上门来，将玲玲家窑洞里的玉米全部拉走抵债了。这个年，一家4口人买了两斤肉，各怀心事地把年给过了。
为了女儿的学费，爱干净的李海明也做起了淘粪工人，淘一次可以挣5元钱。有一次，玲玲在村口碰到了拉着大粪车的父亲，当她走上前去打招呼时，父亲让她赶快离开，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玲玲愣在那里任凭眼泪模糊了双眼。
生活中的很多困难，李海明和章惠兰都悄悄地隐瞒了起来。很多事直到他人转述，玲玲才知晓。“她要能考上大学，我也为她高兴。”因为没钱，章惠兰的两个孩子一天学也没有上过。
在学校，玲玲从来不向学校里透露自己的家庭状况。由于和父亲缺乏交流，玲玲不清楚父亲为了供她读书究竟承担了多大的负担。
父亲希望女儿考上大学
虽然自己没什么学问，家里又很贫困，但李海明一直教育女儿，人穷志不短，一定要考上大学改变现在的生存状况。第一年高考，玲玲失利了，一心要考上大学的她决定复读。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玲玲并没有太兴奋。把分数告知父亲后，她没有察觉到父亲的焦虑。大学几千元的学费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父亲的焦虑情绪在一夜之间爆发。
村民们说，李海明是个很内向的人，有事全闷在心里。今年3月，李海明被诊出患有抑郁症。“他经常想不开，我怎么劝他都没有用。”玲玲说，父亲去世前，她开导了他很久，本以为已经差不多说通了，没想到……
现在玲玲居住在三婶家，三婶和三叔一直在砖厂工作、生活，在家陪着玲玲的是她从小被送出去的亲妹妹。
■对话
后悔没和父亲好好沟通
玲玲希望上大学为父亲圆梦，将来资助和自己一样贫穷的学生
新京报：父亲得知成绩那天是不是很开心？
玲玲：我从我父亲脸上看不到他有多开心。
新京报：父亲是个很内向的人吧。
玲玲：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经常吃不下饭。当时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开导他一下就能想开的。
新京报：父亲这样的选择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
玲玲：（沉默几秒钟后）我觉得父亲没有离开我，即使是现在。就是在他下葬的那天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我那时候确实已经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
新京报：是因为家里拿不出学费吗？
玲玲：应该不是，我那时已经没有那份心思了。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又决定继续读书？
玲玲：为了圆我父亲的一个梦，我们家人多，但只有我一个人上学上到现在，父亲一直希望我能念到大学。我不喜欢农村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也不希望我的父亲过这种生活。
新京报：平时和父亲经常聊天吗？
玲玲：我上学很少回家，跟父亲的沟通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也很自闭，平时很少跟他说话。我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工作有多辛苦，他从不和我说。
新京报：现在有没有后悔没和父亲好好交流？
玲玲：（深深叹了口气）我对外人其实挺开朗的，但是回到家就会觉得很压抑。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和他好好沟通。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不跟学校反映家里的状况？
玲玲：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有继母。（沉默……）
新京报：读上大学后，将来有什么打算？
玲玲：（笑）报答帮助过我的这些人，也要资助一些像我这样贫穷的学生。
■记者手记
贫穷只是悲剧原因之一
去山西见玲玲前，我一直想着，该如何去接近这样一个不幸的女孩，又不至于让她再受伤害？如果能和她头并头地睡一张床上聊天，也许就能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然而，我忽略了一件事：玲玲已经无家可归，现在的她寄人篱下，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她从来不跟外人说起。我们问得很多，却很难让她开口。即使相处了一天下来，感觉到她的戒心没那么重了，但总是只能看到她抿嘴一笑。她的心就像一个包着坚硬外壳的核桃，敲轻了没有任何反应，砸重了则会裂得粉碎。
为了完成采访，我必须让这个已经成为孤儿的孩子在外人面前谈起她的过去。听说她已经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和社会捐助，我只能非常小心地去揭那块伤疤。
总是面无表情的玲玲只有在谈起父亲时，脸上的肌肉才会颤动，随之而下的是夹杂着苦味的眼泪。农村里很多家长只顾埋头干活挣钱养家，却忘了和孩子应有的感情交流，玲玲和他父亲都各自将心事深藏在心里，把自己封闭起来，缺乏应有的感情交流，也许贫穷仅仅是悲剧的原因之一。
采访时我总在心里假设，如果玲玲能经常回家陪父亲干活、聊天，如果她能敞开心扉接受仁慈的继母，一家人有说有笑，也许悲剧不会发生。但我知道，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理解玲玲内心的痛苦。只希望玲玲能尽快走出阴影，做一个快乐自信的人！
专题统筹 本报记者 胡杰 刘英才 李程
采写/本报记者 温薷 王卡拉 姜斯轶
摄影/本报记者 韩萌
制图/丁华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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