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清明节，唐山市民在街头焚烧纸钱祭奠死去的亲人。

　　在日本广岛，有一堵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

　　在耶路撒冷，有一座象征犹太人苦难历史的哭墙。

　　不止一人想到了，唐山需要一堵墙，哭墙或纪念墙。

　　王立祥和华盈公司设立的纪念墙，因收费问题饱受争议。如今，纪念墙又面临违章的尴尬之境。

　　1976年之后的清明节和7月28日前后，一堆堆烧过的纸钱会在唐山街头出现，一些单位的楼道里、大门前，也会有同样的情景。“回来吧，给您送钱了……”黄色的草纸和一沓沓的冥币点燃的火光和一声声凄惨的哭喊穿透了唐山城。

　　唐山人在尽情倾吐着对亲人的无限哀思，怀念洒满了街道，阴阳相隔，哀痛让这个城市悲凉透顶。

　　“百万唐山人有同一个祭日，却没有一个祭奠的地方”，唐山市地震史料研究会副会长葛昌秋和唐山市的一些人士认为，在唐山这个城市中，应该有一个针对24万唐山死难同胞的标志性建筑物或场所。葛等唐山人士的倡议源于国外大灾难的纪念方式，他曾联络过唐山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上书市各机关，但却没有得到过回复。

　　在日本广岛，有一个和平公园，园内有一个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面镌刻了237062名死难者的姓名。

　　在处于中东地区火药库的巴以冲突的核心地区耶路撒冷，有一堵象征犹太人苦难历史的哭墙。

　　慰藉先人，增加历史证据，世界各国的人们在用近乎相同的方式，对各种历史灾难进行了阐释。“我建议将唐山大地震死难者，包括当时遇难者和以后历年因地震引起的伤病而去世者的具体情况统计清楚，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务等等，出版一本《唐山大地震死难者名录》”，河北省一位政协委员在他的多届提案中这样写道，“同时，建造一堵死难者纪念墙，将24万多人的姓名、性别镌刻在上。”

　　地震纪念墙的出笼

　　是的，不止一人想到了，唐山需要一堵墙，哭墙或纪念墙。

　　葛昌秋等人的呼吁没有在政府各部门那里得到回应，但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唐山人很快想到了这一点。“我也是唐山人，大地震时我在外地当文艺兵，听说地震了光着脚往家跑”，河北华盈集团的老板王立祥说，“我家里在唐山大地震中死了5、6口人。”王那年17岁，25年后，他提出了一个和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雷同的设想。

　　“我是从2000年就有这个想法的。”王于2004年开始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王坦承1998年以两万块钱起家，2000年前后，从高速公路的建设中赚到了钱。“2001年，我的公司公布了6部征集名单的电话号码，向全市征集死难者名单。”他的热线电话火爆了一阵儿，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10万多名单征集上来了。

　　“筹备建设的唐山南湖地震科普纪念园内将建造地震纪念墙，墙上将镌刻在唐山大地震中震亡者的姓名，以示永久怀念。有自愿镌刻者请到××(处)交纳镌刻制造费，按交款时间顺序优先择位。”名单征集3年后的4月，一则启事在唐山出现：如果唐山大地震死难者的家属肯出钱，就可以在纪念墙上镌刻死难者的姓名，在正面刻一个名字收费1000元，背面则收费800元，还可以刻上死难者的生辰和死亡时间及出资者的姓名、与死者关系。

　　启事正是王立祥的华盈集团发布的。这一组设计为9堵的纪念墙共由9堵墙组成，每堵墙平均能够容纳2700个死难者姓名。

　　“如何开发地震资源，王总一直在琢磨”，目前负责纪念墙运作的唐山南湖地震科普纪念园公司总经理李丽说，“24万亡灵没有一个家，南湖就是一个埋葬地震死难者的‘万人坑’，地震前是开滦煤矿的塌陷地，曾经是义地，传统上的乱坟岗。”这家纪念园公司正是华盈集团的下属企业。

　　王立祥和他的下属给出了一个设计：整个纪念园分为科普教育区、文化休闲区、7.28地震纪念墙，而纪念墙正是核心部分。“现在建了三堵墙，后面6堵墙的基础已经做好了，规划墙前有一个鼎，7.28米高，鼎周围有12生肖，背面铭刻1976.7.28。”据李丽介绍，这座大鼎正在衡水铸造，将在今年7月28日之前立于纪念墙前。在鼎后，还将设立一个复原的地动仪。

　　2004年4月5日，纪念墙启动了建设工程，5月中旬，墙立了起来。“从5月底开始刻名字，我们在唐山市设了7、8个银行代收款点，那一阵子很繁忙”，李丽说，起初登记的10万多名字中有小部分人表达了愿意出资刻名字的意愿，“那年7月28日之前，刻了七八千名字在上面。”热潮之后的两年间，却仅有四五千个死难者名字被刻了上去。

　　对于近两年来市民的冷淡，李丽归结为“政府的原因”：“政府应该掏钱建，老百姓也想着钱应该由政府出，很多人后来等着降价，在观望。”

　　政府判为“违章建筑”

　　王立祥前不久去了一趟衡水，赶制青铜祭祀大鼎的厂家向他保证，7月前夕，大鼎一定能按时交货。就在王从衡水返唐的路上，他的公司接到了市政府的一份复议裁定书：维持唐山市规划局原处罚方案，他一下从云端坠入谷底。“我一夜白头，这等于说我是违法建筑啊。”科普纪念园被政府判为违法建筑，要求自行迁移或拆除，这意味着，园区内迄今为止惟一建成对外营业的建筑——大地震死难者纪念墙是“违章”的。

　　王立祥计划在7月28日，将青铜大鼎置于纪念墙前，设想能否实现成了未知。

　　其实，这个处罚决定在2006年初就由唐山市规划局下达，王立祥不服，又提请复议，两个月后，王立祥等到了同样的答复。

　　“不服也改变不了事实，地震纪念墙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许可的，属于违法建筑，应该予以拆除或迁移，”唐山市规划局一名工作人员说。

　　“规划局曾经转达过一个市政府的精神，将纪念墙的局部先建起来，但要压缩一下，如果大了，就破坏了南湖的整体景观。”具体负责纪念墙运作的李丽说，没想到，后来竟然被判了“死刑”。

　　2001年10月28日，前身为河北华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华盈集团与美国绿世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石家庄达成合作协议，拟定在唐山市南湖公园西北部塌陷区合资开发兴建地震科普纪念园。签字仪式上，唐山市副市长等领导专程前往祝贺。

　　一个月后，此项目经唐山市计委批准立项，2002年5月31日，唐山市规划局对本项目提出选址意见，同意在南湖公园西南部采煤塌陷区建设地震科普纪念园，划定用地面积49455平方米。

　　之后，华盈集团将详细规划图上报有关部门。据王立祥称，所有环节至此便“卡了壳”。在没有等到所有手续办完时，美方于2003年自行解除合约，退出地震科普园的建设。2004年年初，华盈集团找到新合作伙伴，与香港世纪星企业(国际)有限公司按51：49的比例合资兴建地震科普园，在未取得建设许可证时自行动工修建地震纪念墙。

　　按照王立祥的经验：这是行内的一种潜规则，没必要等所有手续都办齐了再动工，那样谁都耗不起。他自信地以为，既然项目已经在市计委审批立项，剩下的手续办齐是迟早的事。

　　“如果是背景深厚的大公司，根本就不会陷入这种僵局。”李丽表示。

　　王立祥理解市规划局的处罚决定是市里一些领导对“这个项目不太满意”。

　　“他们怕出事，怕我们搞这个纪念墙闹出事来。”他说，在2004年7月28日那天，来了数万祭奠死难者的群众，自发聚集在正在建设的纪念墙周围，“唐山的鲜花那几天都卖光了。不仅是唐山人，有很多外地人、当年在唐山工作过的人、唐山驻军退役官兵，也来此怀念故人、战友。”此前，王立祥收到市里的通知，希望纪念活动规模压缩得小一些，不要把动静搞得过大。

　　“其实，市里官员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一些人还是支持建这个纪念墙的，不仅是起初，现在也是”，王立祥说，“一些领导死难的亲属名字也在上面刻着的，他们不会在人多时候来这里悼念，一般会在夜深人静时，不带秘书自己开车，到这里站一站。”

　　“开始市政府很支持这个项目。”一位已经退休的局级干部说，唐山市领导层早有发掘地震资源，建设地震纪念园等类似想法，但因为缺少资金，一直未能成行。王立祥的设想正好暗合了领导的这个意图。

　　王立祥一再说，“可能会跟政府打一场官司。”

　　商业化？公益化？

　　其实，在市政府裁决纪念墙为“非法”之前，围绕着它的争议在唐山从未中断过。

　　“我家和我老伴娘家总共死了22口人，如果按照800元一个人名算，我要是想刻名字上去，得花2万多块啊！”第一个冲向中南海报信的李玉林提及纪念墙的事就很气愤，快人快语的他丝毫不遮掩对此事的不满：“挣死人的钱，真是疯了！”

　　许多人对收钱刻名字之举颇为反感，对亲人的缅怀多数放弃了纪念墙的形式。

　　2004年7月28日之后，往纪念墙上刻名字的人渐渐少了，登记的10万多个名字刻上去了十分之一多点，三堵已经耸立了两年的巨大花岗岩墙上，还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空间空在那里。对于社会各界的反应，李丽认为：“我们做的是一件极得民心的事情，老百姓也能理解收点工本费是应该的。”

　　但正是许多人的不理解，导致了刻名速度的放缓。在华盈方看来，800、1000元是连工本费都不够的。“墙是花岗岩的，地基也要经过特殊处理，还要用水、电，还有日常维护成本，各种配套也是很花钱的”，李丽承认听到过社会上的各种议论：“大家怎么评论无可厚非，我们确实没有想着从纪念墙本身挣到钱。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收多少费用？群众是不是理解？如果把所有死难者的名字都刻上去，家属是不是同意？这又牵涉到姓名权问题。”她反复强调的是，唐山老百姓是非常拥护这个事情的。

　　河北理工学院的退休教师林声衡在听了纪念墙的事情后，摇了摇头，惨笑了一下：“不要再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了，他们怎么能想得出，一个名字800！1000！”林老师在大地震中失去了爱妻和幼子，从福建来他家寄居的侄儿也被砸伤了腿。“如果是这样，我宁愿把亲人的名字刻在心里。”

　　反对的声音表明，还是有很多人是不拥护的。

　　王立祥说：“将来的门票收入、纪念园的其他项目的收入可能会回报一些。”王说的其他项目包括纪念墙北面不远处、同属于纪念园整体项目之一的一个别墅区。这是一个带有高尔夫球场的高档别墅区，“不是以一般的销售方式向社会上出售的，实行会员制。”

　　王立祥在2001年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美国绿世纪公司，协议共同注资7275万人民币筹建地震科普纪念园，这是他第一次涉足房地产业。是年，王立祥同美方签署另一份协议，共同建设高尔夫球场，即别墅区。

　　两个项目很快在唐山市计委审批立项。唐山市规划局之后在选址时，将高尔夫球场与地震科普纪念园连为一体，距离市区仅一公里。

　　建在高尔夫球场边上的别墅群主体工程接近尾声，王立祥的第一单房地产生意从逝者做起。于是，投资房产是真，投资纪念墙只是一个好看的幌子了。

　　“我没赚什么钱，这是一次性收费，永久维护，公司有专人看管纪念碑，每年都要进行墙体清洗和维护。”王立祥说。

　　即便是成本之说，唐山人仍然不能够接受这一说法。工本费？在纪念墙的正面和反面刻一个名字能差200元成本？！他们认为，拿灾难和在灾难中死去的人当噱头来赚钱，并以收费多少做“门槛”太不道德。“那些全家死完了的人就没有人出钱刻名字，也就没有资格被缅怀了吗？”

　　“现在来看，正是纪念墙的收费问题，使王立祥和华盈公司饱受争议。”刘京果律师说。刘代理了华盈公司起诉唐山市规划局行政不作为的法律申请，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唐山百姓去哪里哭

　　葛昌秋为唐山大地震死难者的纪念奔波有年，他主张墙是应该建的，但应该由一级政府来建，而不应该商业化运作。这也是华盈集团作为民营企业运作纪念墙备受诟病的一个原因。

　　“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在向华盈集团交钱时，并不清楚这是政府行为还是企业行为。”唐山市民贾福存说，2004年2月，在看到征集篆刻者的公告后，贾把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召集在一起，提议为震亡的父母和小弟买块碑位，刻上名字。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兄妹四人合伙掏钱，集了3000块钱换来了父母和弟弟的聚合。

　　大地震后，许多死者的尸体来不及细致处理，被前来救灾的人和自己的亲人草草掩埋，有的被就近挖了坑埋掉，更多的人是根本来不及挖坑，而掩埋在了下水道里或者随便哪条沟里、坑里，一些被砸死、闷死在废墟中的人甚至找不到了尸体……第二年的春天开始，唐山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迁坟行动，上万的死者尸骨被挖掘出来，集中埋葬在南湖塌陷地等几个地方。据当年亲眼见过集体埋葬场面的人讲：“一层尸体整齐码好，再码上一层，直到把坑填满，再压上厚厚的土层。”仅在南湖塌陷区，就有数万尸体埋葬。除南湖外，在唐山周围还有几个规模不等的大小“万人坑”。

　　集中埋葬带来的后果是24万死难者混在一起，其亲属找不到他们埋在了哪里！无法进行祭奠了！于是，有人在死者当年最后呆的地方烧起了纸钱，有的选择了原来家的位置，而有的则把大马路当成了坟场。

　　从唐山抗震纪念碑建立以后，唐山陆续出现了几个纪念大地震的场所，几个地震遗址也得以保留，人们有时可以在这些地方站站，哭一哭，寄托一下对亲人的哀思。“但那些地方是公共的，百姓需要一个对自家亲人祭奠的地方。”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也是纪念墙收费面世的背景。

　　早在建纪念墙之前几年，在唐山市域的遵化清东陵，出现了一个名为“万佛园”的巨大陵园，里面有一个专为唐山大地震而设的厅堂，供奉了一些死难者的灵位。但万佛园并不是一个普通唐山人都可以去“哭”的地方：如果设立一个灵位，向佛园交纳的供奉更为高昂。

　　3000块钱对于贾福存等市民倒是可以接受。“谁会想到纪念墙还有拆或迁的可能呢，我还一直以为这是政府做的工程呢。”贾福村忧心忡忡。

　　纪念墙的命运仍然存在变数，许多人怀疑交钱刻了的名字随时有可能被拆除掉——唐山人可能连这块存在争议的“哭墙”都没有了。其实，对于纪念墙的处罚，已经不是第一次。

　　在纪念墙刚刚竖立之初，市政府就有几名高层领导找王立祥谈话，以纪念墙损害了南湖公园的周边景观为由，要求华盈公司迁建纪念墙，最好是搬往郊区。几名领导甚至表态，迁建会给公司带来一些损失，政府会考虑在其他方面予以补偿。王立祥不同意。双方一个以已经取得计委立项和规化局选址为由坚持，另一方以未取得建设许可为由予以反对，僵持不下。

　　王立祥很自信，他不相信墙真的会被拆掉：“让他们拆拆看，谁敢来拆！上面刻了上万死者的名字，得有多少个家庭阻止。政府如果强行拆除，不引起动乱才怪。”这是王与政府交涉的一张王牌，拆墙等于破坏人家的墓碑，谁会轻易答应？

　　拆或留，商业化或公益化，民间或官方，一处纪念墙，多番争执事。

　　唐山，这座曾经血泪斑斑的城市，荏苒30载弹指已过，历史正在被一层层沉埋。争议早日落下尘埃，对故人的追思，对历史缺失的抢救，人们记忆的选择空间将随之扩大。

　　□本报记者　喻尘

　　从唐山抗震纪念碑建立以后，唐山陆续出现了几个纪念大地震的场所，几个地震遗址也得以保留，人们有时可以在这些地方站站，哭一哭，寄托一下对亲人的哀思。“但那些地方是公共的，百姓需要一个对自家亲人祭奠的地方。”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这也是纪念墙收费面世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