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文物再现中国民间

　　实习生 潘晓凌

　　《支那事变画报》揭秘

　　街道上，日本士兵笑容可掬地把食物分给瘦弱的孩子；河边，一位中国妇女和一名日本军人一道埋头搓洗军装；衙门前，二十多位中国乡绅高举日本国旗，载歌载舞……

　　随手翻开一本泛黄的《支那事变画报》，第一感觉只有震撼。

　　画报里充斥着温情，即使是记录战役的照片，也几乎看不到杀戮，仿佛是军队接收空城：日军“和平攻破”城池后，士兵在城门前高举刺刀、军旗“存照”；城池里，百姓看戏、喝茶、拜神……市井琐事依旧。

　　“这些照片反映的全是日军的威勇和战绩，对中国百姓的友善，”画报收藏者张美生说，“惟独没有‘侵略’二字。”

　　今年5月，抗战文物收藏爱好者张美生意外得到6本有关汕头攻略的《支那事变画报》，《人民日报》等媒体闻风而来。

　　张美生介绍，“画报是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国内很难见到。”

　　这6本画报并非国内“首现”。近些年，武汉、昆明、郑州等地都有发现。众学者的评价惊人地相似：它们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显然，在随着那段历史被一起湮没60多年后，当它们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身份不再是欺骗与说谎的工具，而是历史的“污点证人”。

　　南京的收藏家吴先斌则集齐全部135期《支那事变画报》。吴先斌向记者讲述了这些画报的身世。

　　它们当时在日本及日军前线、汪伪政权高层销售或传阅。画报曾有两个版本，红色刊名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头两期叫《北支事变画报》；第3期叫《日支事变画报》；第4期起改为《支那事变画报》；画报发行没有固定周期，属于临时增刊，共发行34期，封刊于1940年3月20日。黑色刊名则由大阪新闻社出版，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推出半月刊，画报止于1941年12月8日，总发刊101期。

　　画报每期31页，登载约百张新闻社“特派员”拍下的照片。其时，战场上共有几千台相机与枪炮同时工作。为了不给日本反战分子口实，照片发回日本后，要经过新闻审查官“验身”：但凡日军战死、“惨无人道”、“不利于对外”的照片都被盖上“不许可”的条形长印，被销毁。

　　它们与报纸、广播一起，成为日本对本土发动的“另一场战争”，日本静冈大学教授黑羽清隆在《我们如何侵略中国》一书中下论。他提到，战时报刊将骗局一直维系到战败；歪曲事实的宣传培养了大量“军国少年”。一个典型事例是，日本战败后，一名小学生在作文里写下：“长大后，我一定要报仇雪耻。”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分析，画报贯穿整个侵华战争，虽然满是谎言和欺骗，但它完整地勾勒出战争的进展、规模和日军的攻略计划，这正是它的核心价值。

　　民间收藏者积极“淘宝”

　　然而，画报所宣扬的一切在成都安仁镇建川博物馆的馆藏前，却显现出苍白。

　　战壕里，一名日本兵与一名中国士兵厮杀，后者的头颅刚被大刀砍离身体，仍悬于空中；失去主人的颈脖，喷出雾状鲜血……

　　“这些照片同样是日本随军记者或普通士兵拍摄的，而它们记录的则是战争的血腥与残酷。”

　　樊建川在他的博物馆中同样收藏了包括《支那事变画报》在内的千余份历史画册。

　　他介绍，侵华战争图片史料中，照片原件最珍贵；其次是由军队本部记者拍摄、部队印发的纪念册，只在军官中发放，一般只印500－1000册；其三是印着辱华照片的侵华宣传品；最后才是这些侵华画报。

　　“这些图片史料非常珍贵。”樊建川介绍，中方摄影记者不及日本的百分之一，且他们基本只奔走于后方，拍摄也以摆拍居多。因此，想还原真实，只能靠日方拍摄的照片。战时，日本在本土及前线虽然都设置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和检纪所（日本士兵寄回家的照片都要交由检纪所政审，通过后才能寄出），但普通士兵和军队记者还是拍摄并流传出大量反映真实惨况的照片，把它们和《支那事变画报》放在一起，基本可以完整地反映战争的规模、惨烈程度及日军的兽行。

　　“侵华图片史料主要散布于日本民间，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物收藏的群体。”樊建川介绍，正是“通过他们，大量画报、照片才能最终成批流向中国”。

　　2000年，樊建川赴日本旧书店、古玩店挨家“淘宝”。他告诉记者，“日本的侵华文物收藏圈的活跃，主要是由中国民间收藏界的需求拉起的。”

　　目前，中国民间抗战文物收藏者不少于500人，他们都属于中高收入阶层。民间的收藏大多是按主题收藏，或只藏与自己居住城市有关的文物；也有部分属于以藏养藏。

　　处于圈子高端的，是藏品已具规模，或已成系统，且不靠“以藏养藏”的藏家，全国不到10人；至于能成立私人博物馆的，整个中国也就只有樊建川与吴先斌两人。

　　民营博物馆坚持前行

　　如今，大部分珍贵的图片史料或流卖于文物市场，或静躺在收藏者的家中；能够陈于展览柜，呈现于公众面前的，则主要集中在樊、吴二人的博物馆中。

　　“我的这些宝贝，卖出去值20亿，”樊建川说，“但我选择开馆。”

　　不过，要维持这样的博物馆显然并非易事。“我的博物馆像一个痴儿，没有国家财政养和社会捐助扶，靠我一个人拉扯，我死了以后它咋办？靠门票收入，根本不可能，全世界没一家博物馆可以凭此为生。”樊建川现在正筹划着为他的博物馆谋生路。

　　在向记者解释自己为何执意孤行时，樊建川的话颇为感性：“当时的战场，太阳看见了，月亮星星也看见了，我们却永远看不到了，除非时光倒流。这些图片史料，是唯一的弥补，我不把它们展列出来，让大家看到，别说日本人否定侵华战争，就是我们自己，也将会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漠视。”

　　吴先斌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年底也将正式开放。吴再三强调博物馆的公益性，“我绝不拿国耻的遗物赚钱，在北京、上海也许可以收钱，但在南京，绝对不行。”为节约成本，吴先斌从自己的厂房拨出4亩地建馆，聘请3个员工料理馆务，他已盘算好：自己每年收入400余万，拿出50万维护博物馆。7月15日下午，几位专家到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位惊叹：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侵华画报！“国有博物馆要么没有，要么很少，他们当然没见过。”吴先斌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

　　“不仅是画报，”樊建川说，许多珍贵史料也不在国有博物馆里，一是他们的文物征收渠道不如民间活跃、丰富；二是资金不足，“这是主要原因，许多记者总爱问我收藏文物艰不艰难，我说一点都不难，只要有钱。”

　　面对自身困境，全国150多座抗战题材的国有博物馆也深怀感慨。今年6月16日，“中国抗战系列博物馆、纪念馆馆长峰会”在建川博物馆召开。其间，馆长们先是感叹樊建川的藏品之丰富，随后探讨起国有博物馆的难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直率地指出，国内抗战博物馆在陈列上重形式、轻内容；此外，建馆特舍得花钱，买文物投入却很少。其馆每年的文物征集费只有5万元，而纪念馆于2004年投资5．4亿，启动扩馆工程。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李华明介绍，博物馆前后花了6000万修复遗址，但除了建筑，几乎没有文物。有领导来看，评价说“有历史，无文化；有遗址，无文物”。

　　樊目前心力主要放在“痴儿”身上，“挨过头3年，就能坚持30年。”

　　吴先斌的看法则更为务实，“民营博物馆不能光靠个人品格，还要让其他收藏者看到发展前景，看到希望，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才会让这些战争史像被更多的人看到。”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