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时的G8

　　本报记者 刘 波 北京报道

　　多哈回合的世贸已有谈判意味着WTO进程到了一个临界点，一年多来各国部长进行了无数次会谈，以期挽救这一僵局，但均无果而终；与此同时，联合国改革陷入停顿，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甚至威胁放弃这个美国一手创立的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合法性遭遇质疑，在发展中国家呼吁提高其份额的背后，是另一轮新的博弈；而其他国际组织的经验意味着其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

　　旧的工业国家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然过去，新兴市场国家对建言全球事务跃跃欲试。即便是17日刚刚闭幕的G8峰会达成了多项共识，但其薄弱的可操作性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世界缺乏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球领导机制。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约翰斯·F·林（Johannes F. Linn）博士看来，当前最现实的解决途径，是结束已经过时的G8峰会，而在已经开始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基础上，将其推进到G20领导人峰会的层次，以应对全球性挑战，将全球治理结构向更高的层面突破。他和他的同事已经开始就这一思路在各国政府中积极奔走。他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并认为中国的参与将提高这一新组织的合法性。

　　近日林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这一改革的具体路径发表意见。

　　1. 从G8到G20

　　《21世纪》：近年来，联合国改革停滞不前、布雷顿森林机构广受批评、WTO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如此种种情况，在你看来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结构是否出现了无法应对当今世界需要的情况？

　　林：是的，可以这么说。今天的世界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依靠现存的机构是难以解决的，这既包括世界贸易自由化谈判等经济问题，也包括防治禽流感等公共卫生问题，甚至也包括伊朗核问题等安全问题。

　　目前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等难以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的体系臃肿、决策过程效率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各自有特别的职责范围，无法为解决大范围的全球事务提供一个元首级别的讨论场所，而且这些机构的合法性本身也一直受到质疑。因此需要建立新的更有代表性和涉及面更广、从而也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

　　《21世纪》：你一直提议将G8峰会扩展为G20峰会，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林：G8峰会只是8个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会议，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期是主宰世界的国家，但在21世纪，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被这一机制排除在外，因此其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都出现了问题。G8体系不仅已经过时，而且其运行变得越来越形式化。与此同时，其他全球性组织和论坛都比较零散，关注面比较狭窄，不适合作为领导人互动的机制。

　　因此最现实和合理的选择是逐步将G8扩展为一个更大规模的论坛转变，即20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论坛，由他们进行国际性的谈判和决策。在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被引入到这一体系中之后，这些国家就可以为全球事务的解决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承担解决全球挑战的责任，这些都是旧的工业化国家所无法独自承担的。

　　G20包括了许多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代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和世界经济总量的90％。新兴市场国家有完全的参与权，中国还作为去年的主席国成功举办了部长级会议。许多人认为，在对付重要的全球金融事务时G20过去的记录显示它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而且从技术层面而言，已经有了现成的部长级别的G20会议，因此只要邀请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即可，不需要再为其机制制定复杂的法律程序，也不需要就应当吸收哪些国家参与而争论不休。这是改革全球治理结构最现实可行的途径。

　　《21世纪》：目前已经有了G20的财长和央行部长会议，为何要将其扩展为20国领导人会议，主要的考虑是什么？按照你的预期，G20领导人会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林：G20领导人会议，如果得到足够的政治意愿保证其推行的话，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领导机制，同时还将成为世界主要大国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论坛。各国领导人将能够就应对全球挑战所需要共同采取的行动达成一致，这样的决策将为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国内组织提供行动上的指导，它们将负责执行这些达成一致的行动，如国际金融机构、各国的财政和外交部门等。对于无法达成一致的领域，它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论坛，使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缩小分歧、建立合作，并寻求在不同领域问题上的妥协和折中——这是因为会谈是跨越财政、金融、外交、卫生等具体领域的。如果是单个部门的会议，将无法实现这种妥协或折中。

　　和联合国及国际金融机构不同，G20峰会的决策将是通过形成共识而不是投票进行。而决策的执行将不通过G20峰会，而是通过各国政府及其部门，或者通过其他国际机构，这些国际机构的运行将不会发生变化。

　　《21世纪》：这一会议主要关注的话题应当是什么？

　　林：G20领导人峰会是为了替代目前的G8峰会，因此G8目前讨论的全球性的重大问题，都适合作为G20峰会的主题。G20峰会可以设立单独的议程，讨论一些重要而紧迫的国际问题。

　　例如，就目前停滞的多哈贸易回合举行G20峰会。对于长期停滞的现有国际机构的改革，尤其是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G20峰会还可以发挥一种论坛的作用，推动其改革。目前世界还没有任何领导人会议的机制解决这些问题。G20领导人会议如果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将为世界树立非常好的范例。

　　2. 避免成为一个洽谈会

　　《21世纪》：人们经常指责联合国、WTO等是空谈的场所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行动，G20领导人会议将会包括20位国家元首参加，如何保证它有高效的决策程序，而不成为另一个“谈话会”？

　　林：这是一个挑战，人们也经常以此指责目前的G8会谈。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来自其代表性和有效性，但不幸的是这两点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当成员增多时，决策的效率就会降低。可以采取行动的一个方面是，应当避免G20峰会成为过分形式化的会议，而给各国领导人以非正式交流的机会，例如在他们会谈时部长等随从将不参与。

　　除决策效率外，应该说G20峰会会有更好的执行效率。它的特点是，共识是在需要执行达成一致行动的各国之间达成的，各个执行国家都参与了讨论过程，因而可以保证有效执行。

　　《21世纪》：从技术层面讲，如果要将G8向G20峰会推进，具体的改革将如何进行？

　　林：关于G8的改革曾提出过很多方案，例如将中国和印度完全、永久性地引入G8峰会。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新的组织应当能代表更多的地域、人口和经济体。另外单就中国而言，我在和一些中国官员的非正式会谈中发现，中国对于加入G8实际上并不感兴趣，认为中国不愿意被人认为它加入了一个由工业化国家所组成的封闭性俱乐部。中国认为自己代表一个更广泛的世界团体，即发展中国家整体。如果中国不愿意加入G8形成G9，那么加入一个代表性更广泛的G20峰会可能中国会满意。

　　G20峰会建立后，我认为G8峰会就应寿终正寝。但这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因为G8成员国将反对现在就放弃这一论坛。其他更为激进的建议也引起了它们的担心，如建议将目前G20集团中欧盟各国的席位缩减为一个只代表欧盟的席位，以留出席位引入其他重要的国家。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欧盟各国将反对这么做——尤其是欧盟宪法被搁置，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时。还有人建议减少目前的G8参加方，如举行美、欧、日三方峰会，或者美、欧、日、中四方峰会，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另一种有趣的选择是采取常项与变项组合的方式。具体做法是，由G8成员国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12个核心峰会成员国，参加所有峰会，然后根据不同的具体事务选择邀请最有相关性的8个国家参加峰会，如贸易问题就邀请对于多哈回合达成协议最重要的8个国家，而禽流感问题就邀请对全球防控禽流感最重要的8个国家。这样其代表性将比单纯的G20峰会更强。但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操作性，就在不同的事务选择哪8个国家参加，将不可避免地涉及选择标准问题，引发争吵，而非核心的8个国家也可能认为自己处于二等地位而不愿参加。

　　经过和G20各国的官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我发现主要国家目前都不大可能接受一些比较激进的做法，而可变代表国的方案将很难实施。所以最好的途径，也是最可行、现实和容易的途径，就是先开始G20峰会，然后再考虑其他更进一步的改变。

　　《21世纪》：未来的G20峰会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将是怎样的？

　　林：它将和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WTO等组织保持紧密关系，可以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金融机构首脑参会，而且还通过秘书处保持工作层面的相互联系。

　　之所以在联合国之外还要建立G20峰会，我认为原因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联合国的现存机构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联合国的经济社会理事会基本上是个空谈的场所，是各国的中级官员举行的会议，无法做出决策和行动，也没有执行的机制，和国际金融机构、WTO、联合国开发署等都没有联系。但G20峰会并不是要在安全问题上取代联合国安理会。

　　3. 中国的参与

　　《21世纪》：你的这一设想在各国的政界得到接受的状况如何？

　　林：在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的支持下，我们已经对这一方案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推动工作。马丁总理认可这一做法，而且和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多次谈过此事。虽然没有完全说服G8的其他领导人，但至少我们有了元首层面的推动。但不幸的是，马丁在1月的大选中失败了，因此这一领导人层面的推动遇到了挫折。但在学术层面的探讨还在进行，包括我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

　　我们已经从各国官方得到了一些回应。在和G20的政府官员讨论时我们发现，不同国家的反应是不同的。表示最大的兴趣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表示谨慎欢迎的是欧盟国家、中国和土耳其。持观望状态的是美国、英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日本。而俄罗斯和德国则反对，因为它们将分别是今明两年的G8主席国。

　　很有趣的是，各个不同政府部门也反应不同。一般而言，财政部是最主要的反对部门，因为它们希望继续目前的财政部长会议。外交部则一般认为突破口应当是联合国改革。发展与合作部门是最希望进行这样的改革的。各国的首相府或者总统府也大多表示支持，但美国是个例外，据说布什总统非常不喜欢这种首脑会谈的方式。

　　《21世纪》：在这样的机制中，你认为中国将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林：我认为如果G8进行扩展，其成员国愿意邀请中国加入，而且中国也同意加入的话，这将是个朝向积极的方向迈出的非常重要的步骤。从中国的角度看，如果说20年前中国不加入这样的全球性领导机构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我不认为中国加入这一组织、积极并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对中国是不利的。中国是目前的G20中积极而重要的成员，去年还是G20的主席国。现在的机会是可以超越财政问题讨论更广阔的问题。这将是一个由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形成共识和决策的过程，中国的参与将提高这个新组织的合法性，尤其是对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而言。对于失衡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将毫无意义。

　　·观点链接·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7月18日）

　　只有G4才能救经济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由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组成“四国集团”。这绝不是一个新提议，但由于全球失衡问题在过去几年变得更加尖锐，这个提议重新具有了迫切性。“四方集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是全球最大的4个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经济有序的调整需要这四方各自采取具体行动。

　　这不只是美国和中国的问题。几个有关全球失衡的理论都将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这两个国家——比如美国储蓄的下降，中国的汇率政策，或是20世纪90年代初导致亚洲经济增长失衡的过度资本存量的累积等。

　　摘自俄罗斯《生意人报》（7月17日）

　　G8扩大的理由

　　对于G8成员国来说，最主要的指标是民主化的程度和市场经济。但俄罗斯加入G8的时候，甚至尚未完全开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方面来看，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Heritage Foundation），所有的候选国都超过俄罗斯，但是它们仍然没有进入前50位。如果G8成功的扩大为G13，这个组织将不再只是富人俱乐部，将成员国联系起来的纽带将是共同的经济和地理环境。这十分重要，因为如果这样，新的俱乐部将包括世界的大部分人口，而如今只包括15%。

　　摘自德国《外交评论》周刊（7月15日）

　　用G3代替G8

　　同时，缺少中国参与，使八国集团对世界经济的协调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且，八国集团内部已处在一个相对的“冷和平”时期。俄罗斯的特立独行使西方七国日益不满。此外，从成员国组成来看，八国集团已缺乏代表性，像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也无法代表当前世界的主流。照此下去，八国集团最终将被解体。

　　现在最实际的构想，应该是欧盟、美国和中国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G3集团”。其中，欧洲国家以欧盟为一个整体参与进去。

　　约翰斯·F·林

　　1968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学士。

　　197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

　　1973-2003年，世界银行，离职前任副行长。

　　2003年至今，布鲁金斯学会沃尔芬森计划中心执行主任。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创建于1927年，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为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学会以持自由派观点著称，为政府，尤其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同时在国会进行院外活动，向国会施加影响。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故又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