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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22日，河北省地震局地质组6人从石家庄出发，专程到唐山、滦县考察。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对唐滦这一地震危险区的危险性做进一步的评估”。
此时，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对手已经面露狰狞，随着考察任务一天天接近完成，震魔正在他们脚下渐渐逼近。
7月27日，他们一行6人完成野外考察任务，准备返石，恰逢唐山农科所的一位家属生病，司机开车将其送到医院，影响成行。
不料，28日凌晨，地震发生，6人无一幸免。
在那个悲惨的时刻，他们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殉于他们所热爱的地震事业。面对震魔，在弥留之际，他们比其他死难者有更多的愤怒和诅咒。
身为地震工作者，这些年，他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只是隐约看到了震魔的身影，这一次，他们竟被震魔一口吞噬。
他们是，苏英俊、贾云年、黄钟、王素吉、周士九、阎栓正。
在他们遇难后10年，1986年，国家地震局作出决定，授予苏英俊等人“为地震事业献身的模范工作者”光荣称号。
“他们在现场为了查明地震危险性，取得观测资料，夙兴夜寐，栉风沐雨，忘我地工作，直至大震发生，献出宝贵生命，成为地震事业的捐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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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格，66岁，现任河北省政协常委、原省地震局总工，时任省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地震发生头天，他和局领导都在地区招待所参加全省抗震、防震会议。晚饭后，他回到位于石家庄市范西路的地震局办公楼，他的单身宿舍和局值班室都在那栋二层小楼上，仅隔两个门。睡梦中，他被震醒，职业的敏感已让他顾不得别的，穿着裤衩背心儿就冲到值班室。
在那个时期，省地震局值班室负有特殊的使命，里面有6部电话，4部是直通的，一部通省军区，一部通省委、一部通长途台，一部通隆尧红山地震台，还有两部是通过长途台叫号的。
“当时，屋里的6部电话几乎同时响起，都是询问关于地震的。”直到凌晨5点多，省军区来电简短告知：是在唐山，唐山已经震平，人都压在下面了。
时任地震局局长刘长垣马上被省委叫走了，临行，他还叮嘱了一句，通知在唐山的六位同志，坚守岗位开展工作。
实际上，罗兰格他们知道，七八级的地震，对唐山意味着什么，对那六个同志意味着什么。
此前，他们的一个小组刚刚完成对唐山厂矿、居民建筑的防震考察，唐山基本还是“不设防城市”。
当时，他们已经断定，“六个人肯定有回不来的。”不幸很快被证实，比他们想的还要残酷，当时住宿在唐山胜利桥农科所招待所的6人小组无一幸免。
事后，他们才知道，那一带恰好是极震区，烈度11度，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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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万生灵瞬间殒灭，16万余人顿成伤残，这些，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地震工作者的心上。
面对惨痛的现实，他们成了灾区一些人怨愤的宣泄对象，无论在救灾现场还是在家工作，必须忍受愤怒与误解。
王运启，54岁，现任省地震局法制处处长，当时还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小伙子。
2000年，由他执笔完成的《唐山抗震救灾决策纪实》一书记载了地震工作者遇到的难堪。
“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到昌黎落实异常，当地的工人赶来，围住他们一个个查问，声言查出河北地震局的非把他揍扁了不可。地震队职工到粮站买粮，女职工一看粮本，顿时柳眉倒竖，骂着拒不售粮。居委会给受灾群众一家一条毛毯，轮到地震职工家中就‘发完了’。”
他说，那时在救灾现场，一看到“地震局”的车，群众就围过来，“这群白吃饭的，国家养你们干什么。”
他们的人去饭店吃饭，一看到服装上“冀震”字样，3毛钱一碗的面条，服务员张口就是“5块，爱吃不吃。”
最后没办法，他们就用火碱一点点把衣服上的字样洗掉，把车上带字的玻璃换了。
王运启说，1975年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确实开了人类历史上预报强震的先河，由于宣传广泛，在一些群众心目中，地震预报似乎已经过关，而唐山地震没能精确预报出来，且伤亡如此惨重，人们能没有怨言和责难吗？
对此，他们这些地震工作者都深感愧疚。
地震后，省地震局办公楼彻夜灯火通明，连续多少天没人回家，没人请假。办公场所里一片沉闷，人们的说话声都是小小的。
那时全石家庄每个单位都设防震棚，省地震局是惟一不搭防震棚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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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群众并不知道，地震预报至今仍是世界上未解的科学难题。
对京津唐张地区的中期预报我们已经作出来了。
1974年的国务院“69”号文已经指明：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华北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1975年3月18日，河北省地震办公室翻印的《地震知识问答》也向群众指出，“今后一、二年内本区存在发生六级左右地震的危险……”
但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要像海城一样预报得那样准确及时，是做不到的。海城是有一系列小震，后又有集中明显的异常出现，辽宁地震工作者才大胆作出预测。
即使是唐山地震30年后，“在现有的科学水平下，还不可能对多数破坏性地震作出预报。”(张国民《地震预报研究：回顾与展望》)，尽管我国地震研究仍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
陈非比，65岁，中科大地壳物理专业毕业，曾在河北省地震局工作，现居北京。6人小组中的贾云年就是她大学同学、她的丈夫。30年后的今天，她以饱蘸血与泪的心笔，写了一封长达30万字的信———唐山地震30年写给云年。除了写一个妻子对以身殉职丈夫的深切思念，更把一代地震工作者近半个世纪的艰难跋涉融入感性的笔端。
在这本刚刚出版不到一星期的书里，陈非比引用同事王吉易的话写道：“从事地震预报工作，注定要作出牺牲作出奉献，甚至需要付出特别的代价，你辛苦一生投入一生，也许大多数努力都白费了，但在预报探索方向不明的初级阶段，这就是奉献。”
她说，30年，她一直走不出唐山地震的阴影，依然在悲痛与负疚，压力与苦闷之间努力着、挣扎着。
（本报记者：李文河）
历史档案：陈非比1976年7月31日写给组织的信
局党委：
唐山7.8级强烈地震的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作为一名地震战士，我内心感到极为沉重，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实在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和希望！
在这次地震中，我可能会失去亲人，目前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请党委放心，我一定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
如果亲人牺牲，那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想到成千上万的灾区人民，想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一定要以更加充沛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投入监测预报工作，不能允许地震之敌再逞凶狂。
我向党委表示：
1.要求到灾区去，到地震现场去，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人民站岗放哨。
2.我一定要以全部精力、干劲和热情投入当前的(地震)监视预报工作，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
1976.7.31凌晨
（有删节）
相关链接：“新唐山人”的震灾观
“在经历了造成巨大灾难的地震后，唐山人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地震灾害观。”灾害社会学专家、河北理工大学教授王子平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这种“科学的地震灾害观”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地震是可怕的灾害”是地震灾害观的基础。
第二，“地震时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则反映了对于人与地震灾害关系的新认识、新观念。研究表明：即使在地震发生、房倒屋塌的情况下，人依然有着生存空间，有着防卫和保护自己的可能。尽管这“空间”极小，“可能”极少，但的确存在着。唐山地震中，在被统计的974例幸存者中，有258人采取了避险措施，其中183人取得成功，占72.9%。
第三，“关键在于用科学知识武装人自身”这是在牺牲了数以十万计的生命之后得出的珍贵历史经验。对唐山地震时观察到宏观前兆的509人的调查表明，地震时处于清醒、半清醒状态的占33.8%；地震前已经得到某种程度关于地震消息并采取避险措施的人占75%，而这部分人的文化程度与其行为有着明显关系。据调查，具有初等、中等和高等文化的人中，采取避险行为的比例分别为61.6%、70.0%、84.3%。可以看出，这一比例是随着人的文化程度而提高的。
（本报综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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