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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2年后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序幕——第29届世界运动医学大会今年6月份在北京举行。全世界的运动医学专家都云集北京，不仅发表了临床和基础运动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还专题讨论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医疗保障、传统医学在体育科学中的应用、运动康复、运动心理、运动营养以及兴奋剂控制等热点话题。
世界运动医学大会是运动医学领域的“奥运会”，这是第一次在我国举办。担任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的杨天乐教授，不仅是申办成功此次大会在我国举行的功臣，而且还是一位反兴奋剂专家。多年来，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未出现兴奋剂问题，这与杨天乐教授领导的奥运科研攻关小组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为了金牌的纯净，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匈牙利的第一个中国博士
杨天乐教授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不满20岁的杨天乐在学医的哥哥的影响下，考取了大连医学院。1956年，即将毕业时，杨天乐被派往匈牙利PēCS医科大学生理研究所，师从著名生理学家里夏克院士攻读运动生理学和运动内分泌学。
杨天乐教授在匈牙利碰到的第一道难关是语言关。在匈牙利写论文和答辩都必须使用匈牙利语，所以在国内学的俄语和英语都派不上用场，只能先从头开始学习匈牙利语。
就在学习生活刚刚走入正轨，匈牙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裴多菲事件”，为了保障留学生的生命安全，所有在匈牙利的留学生都被集中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内。没法上课，留学生们都心急如焚，学校不能去，他们就想着接老师来上课，可就在这期间与中国使馆相邻的某国使馆又被炮弹击中，老师们就更不敢出来了。于是他们只好到老师家去上课，当时许多匈牙利人手里都有枪，走在街上枪声不断，流弹横飞，不夸张地说，杨天乐是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匈牙利语的学习。
由于与西方的学位制度的不同，匈牙利的副博士学位其实相当于西欧和美国的博士学位。当时匈牙利人要拿到运动生理副博士学位，一般要先读6年的医学本科，毕业后工作5到6年具备了相当于主治医师或讲师资格后才可以报考，而且考试难度非常高。
杨天乐作为一名中国大学生，刚毕业，既没工作经验，语言也不行，一来就读副博士，不仅匈牙利的同学有看法，就连导师也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得到过匈牙利的副博士学位。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年轻的杨天乐没有被压趴下。他所具有的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坚忍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谦虚好学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好感。由于在大连医学院外科实习时打下的扎实功底，在一次大白鼠肾上腺静脉插管取血的动物实验中，他极强的动手能力，彻底征服了同事和导师。
1961年，在匈牙利科学院举行的论文答辩会上，当杨天乐教授用匈牙利语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会场响起了真挚热烈的掌声，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给他献上鲜花，用奔驰轿车将他隆重地接到中国大使馆，杨天乐成为在匈牙利获得副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为中国体育吃药
1961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杨天乐完成论文答辩后立即回国参加祖国的体育科研工作。
1984年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表决通过1990年在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举办亚运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必须承担亚运会的兴奋剂检查任务，杨天乐教授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领导筹建中国的兴奋剂检测中心。
筹建实验室中最难的工作是收集全部全标准阳性样品。因为实验室要通过认证必须要准确地测出国际奥委会禁用清单上列出的违禁成分，当时公布的禁用清单上的违禁成分已超过一百多种，要买全这些标准阳性样品，需要一笔天文数字的外汇，更何况有些样品是花钱都买不来的，这也是国外很多实验室建不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怎么办？
杨天乐教授想到了自己的一段特殊经历:
那是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杨天乐教授作为亚奥理事会医学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参加国际反兴奋剂工作。当时我国一名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了“麻黄素”，这是国际奥委会规定禁止使用的药物。经杨天乐教授了解，这名运动员确实没有服用兴奋剂。难道是实验室出了问题，不大可能。汉城实验室使用的都是德国科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检测人员也是从德国科隆实验室特聘来的，设备是一流的，检测专家是一流的，那么“麻黄素”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杨天乐教授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后，真相终于大白了。原来这名运动员比赛前有些不舒服，没有兴奋剂常识的队医给这名队员服了中药防风通圣丸，结果是防风通圣丸里含有“麻黄素”的成分。事实清楚了，杨天乐教授和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向亚奥理事会医学委员会提出申诉和解释，说明这是一起误服事件。
当时很多外国人根本不相信这是误服。最后，来自德国的有着反兴奋剂教皇地位的多尼克教授发话了，他让杨天乐教授和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当着他和其他亚奥理事会医学委员们的面吃下防风通圣丸，直到尿检结果出来，证明药丸里确实含有“麻黄素”的成分。一场使用兴奋剂的风波因杨天乐教授以身试药而平息了。杨天乐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从这次事件中得到启发，决定自己吃药制作阳性样品。作为反兴奋剂的专业工作者，谁都知道兴奋剂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有些药不仅损伤肝脏和肾脏，甚至引发休克和生命危险。
在巨大的风险面前，没有一位科技人员退缩，那些毒副作用很大的药物大家都以身试药。服了兴奋药，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服了利尿药，一刻不停地要小便；一名同事服了麻醉药后双腿发软，连楼都上不了，躺在床上只能面朝天，稍侧一下脸就呕吐不止；有一名同事因服药后休克，不得不送到医院抢救；还有一名科技人员服药后全身过敏性红斑，住了十多天医院；有些药的代谢时间很长，根本不敢回家，怕出意外，就吃住在实验室，一边做好急救的准备，一边等待实验的结果。就这样，他们几乎尝遍了绝大部分的禁用药物，及时收取了各种阳性尿样，从而较快与准确地建立了完整的阳性样品数据库。
非常考试
在先后通过了国际奥委会的两次预考和两次水平考试后，1989年10月，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才同意我国反兴奋剂中心实验室正式参加资格考试。
几年的准备、努力和牺牲后，终于等到了这关键的时刻。全体筹建人员夜以继日地紧张准备着。就在这时，杨天乐教授接到了上海来的长途电话:“母亲病危，请速归。”从筹建反兴奋剂中心以来就一直没有回过家的杨教授深知母亲是多么想再见儿子一面，不到20岁就离家求学、工作的杨老师又何尝不想再见母亲一面呢，这可是最后一面了。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杨天乐教授又怎能离得开呢，他没有回家。不久母亲去世了，杨天乐教授强忍着巨大的悲痛，把丧事托付给姐姐去料理，自己仍然坚持在北京主持工作。
1989年11月9日上午11时，一场紧张的考试开始了。实验室的科技人员彻夜未眠，一鼓作气，用了不到24小时就完成了10个考试尿样检测工作。第二天上午，当主考官克劳斯尼泽尔博士宣布考试结果全部正确！实验室沸腾了，一夜没有合眼的杨天乐教授和他的同事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克劳斯尼泽尔博士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热情地赞扬说:“我主考过五个国家的实验室考试，中国实验室是考得最快的一个。”他对中国同行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具备完成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资格考试的实力由衷地钦佩。
就在我们通过认证不久，在国内举办的一次国际排球锦标赛中，查出了一例非常冷僻的兴奋剂，这是我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通过认证后报道的第一例阳性。事实证明我们的检测非常准确，我们的检查工作也得到了国际排联主席的认可和赞赏。
沉痛的代价
就在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的时候，一波滥用兴奋剂的恶浪打得中国竞技体育在世界上几乎抬不起头来。受巨大的商业利润的驱动，国内一些单位合成了含有“双氢睾酮”的兴奋剂。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检测出这种兴奋剂的有效手段，于是某些运动队抱着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明目张胆大规模地使用这种兴奋剂。
1994年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第十二届亚运会上，中国十几名运动员被发现兴奋剂检查呈阳性。世界震惊，国外媒体宣称:“这是近代奥运史上查出的最大药物丑闻”。那一年各国通讯社的世界十大体育事件中，“中国事件”都赫然位列前三，中国瞬间成了药物的代名词。
那几年也是以杨天乐为代表的中国反兴奋剂工作者最刻骨铭心的。为了彻底消除广岛亚运会的负面影响，取得世界各国反兴奋剂组织的理解，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开始并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反兴奋剂组织的沟通与合作。
应国家体委邀请，澳大利亚反兴奋剂代表团访问北京，杨天乐教授代表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与澳大利亚签署了反兴奋剂合作备忘录。那个时期，我们还广泛邀请反兴奋剂先进国家的专家参观我们的实验室，介绍我们的检测手段和方法。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坦诚的合作与交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原则和立场，中国对兴奋剂的态度是真反，决不是假反。这些积极的举措赢得了国际上一些反兴奋剂权威人士的谅解。
在与世界各国反兴奋剂机构加强合作的同时，也汲取了一些反兴奋剂开展较早国家的先进经验，使反兴奋剂的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统一的兴奋剂检查计划，检查数量逐年大幅度提高。1990年，全国共进行兴奋剂检查165例，到1998年检查数量已增加到3000多例，在全世界25个实验室中列第8位。从1998年开始，我们不仅实行尿检还开展了血液检查。
悉尼奥运会前，年近70的杨天乐教授亲自到那些对反兴奋剂有抵触情绪的运动队实施检查，保证不留下任何死角。当年共查出阳性16例，一批有望夺牌的运动员被留在了国内。
我们的努力终于重新赢得了国际体育界的尊重。1998年出席第十三届亚运会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世界范围的体育界反对服用兴奋剂的斗争中，中国是世界上斗争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并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终于扭转了世界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偏见，摘掉了兴奋剂大国的帽子。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作为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代表，杨天乐教授28次目睹了五星红旗的升起，28块干干净净的金牌，终于让这位为反兴奋剂事业奋斗了近15年的老人放心地退休了。
人物简历
1951年毕业于大连医学院医疗系，1961年取得匈牙利PēCS医科大学生理研究所硕士。1983年起担任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至1990年兼任国家体委运动医学研究所、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筹建领导小组副组长及筹建办公室主任。1990年至2000年任国家体委(后改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
曾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学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奥委会委员、全国体育总会委员、1993年至2005年担任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五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医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医学委员会委员、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双边委员会委员、国际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亚洲运动医学联合会副主席。
杨天乐教授是我国最早从事运动内分泌方面的学者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就在匈牙利发表了多篇有关运动与垂体——肾上腺皮质方面的研究论文。1964年他改良的“血乳酸超微量分析法”，被我国体育界作为经典分析方法广泛采用。上世纪70年代，他主要从事《我国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研究》。1985年负责主持筹建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
作为中国反兴奋剂的创始人之一，杨天乐教授先后参加、组织并领导了:北京亚运会、上海首届东亚运动会、哈尔滨冬季亚运会、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第六、七、八届全国运动会和第二、三、四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的兴奋剂检查工作。
自从1984年当选为亚奥理事会医学委员会委员、1988年担任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以来，共参加了4届冬季奥运会和3届夏季奥运会，7届亚运会和3届东亚运动会。从1992年起连续两届担任亚洲运动医学联合会副主席。
杨天乐教授领导和主持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体委科技进步特等奖。由于杨天乐教授领导的奥运科研攻关小组，在多届奥运会为中国反兴奋剂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未出现兴奋剂问题。为了表彰杨天乐教授对我国反兴奋剂事业的突出贡献，国家授予他全国优秀领导干部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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