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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娱乐化”的评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有一腔的道德义愤；其次，这些评论往往有极度的夸张和放纵的嘲谑。这些评论追求的不是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也不是对事实的反思和追问，而是作者仿佛有了无限的权力，可以无限地进行肆无忌惮的嘲骂和攻击。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分析晚清的谴责小说，认为这些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认为，这种小说的格调比较低，没有长远的价值。我觉得这“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不仅仅对于谴责小说适用，恰恰也是正好适用于当下的一种“娱乐化”的评论。
最近伴随着网络文化的流行，一种社会评论的“娱乐化”也开始流行。这些评论首先流行在网上，现在也逐渐扩大到了纸面媒体。这种“娱乐化”的评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有一腔的道德义愤，看起来绝对有严格的道德标准和异常尖锐的对于种种社会现象的抨击，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着巨大的忧虑。言词激烈，议论风生。其次，这些评论往往有极度的夸张和放纵的嘲谑，纵情宣泄自己的情绪，将问题看成八卦式的笑料趣闻，以一种“寻开心”的心态对他评论的对象无情嘲弄，肆意丑诋。这些评论追求的不是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也不是对事实的反思和追问，而是作者认为在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之后，仿佛有了无限的权力，可以无限地进行肆无忌惮的嘲骂和攻击。这些批判和指责用一种夸大和扭曲的方式，宣泄作者的情绪，也引发读者的激烈情绪。
我发觉这种说事宣泄的文章还真是不少。这些文章观点未必错误，都是站在道德伦理的大义上发言的；立场未必偏差，都是从谴责坏现象的角度出发的。但关键是它据以立论的事实却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过度引申，随心所欲，没有起码的根据和逻辑，整篇文章也就变成了一种“娱乐化”的消遣，根本失掉了价值。如这两天我看到一篇各大网站纷纷转载的网文，题目就非常耸人听闻，叫做《堕落北大：才推章子怡，又推西门庆》。举出的例子，一是两个月前关于我的“孔子和章子怡”的扭曲的报道，二是据说有“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教授为负责人的课题组”主张开发《金瓶梅》景点，是推崇西门庆云云。于是作者发表评论说：“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当年司徒雷登先生当校长时期的北大吗？”于是，有了北大“堕落”的结论。
对于有关《金瓶梅》景点推崇“西门庆”的事情，我的确不了解情况，不敢妄议。但关于“孔子和章子怡”的事情，却是一清二楚。从事情发生到今天已经两个多月，无论在纸面媒体或者网上，事实已经早就被澄清了。作者还扯出来表示义愤，实在显得相当荒唐和滑稽。至于对于我的真实意见有看法或进行商榷，这当然是正常的，但如何能够扯出北大“堕落”的结论？北大如何会由于我的个人的观点就堕落了？章子怡或者有种种缺点，但拿章子怡和西门庆并列，当然让作者高兴，却无论如何是不得体和不恰当的，我只能说这是一种低级趣味。至于所谓“当年司徒雷登先生当校长”的北大，更是信口雌黄，不着边际了。司徒雷登何时任过北大校长？这样连起码的事实都可以肆意编造的文章宣泄了作者的情绪，表达了对于北大的愤怒，看到了北大的“洋相”。一切都非常完美，不幸的是他为之兴奋的事实就不存在，让知情人看后感到哭笑不得。
这种“娱乐化”的评论，当然有其出现的原因，网络文化是所谓“注意力”决定一切的，要引起别人的关注，需要的是一些尖锐巧妙的话语，一看就吸引眼球的词句。有些公众也喜欢这样的激烈。这当然有相当复杂的具体原因，一些激烈的文章也可以让人看出一些民意的走向和社会心理的走向，未必没有积极的意义。但这种“娱乐化”的评论的风险在于下面两个方面：首先是让人仅仅是宣泄愤怒而放弃理性思考，其次是让人在“爽一下”之后在现实中变得犬儒和消极，看不到任何匡正问题和面对未来的解决方案。迷于消费激烈的言词时也就对于现实有了片面的看法。这样的“娱乐化”最终会对社会舆论构成扭曲。
鲁迅先生的评论我觉得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如何建立理性的评论的风气确实是当下的问题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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