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南香红

　　精神也需要救灾

　　精神的伤害往往是在地震停止后仍持续进行

　　“大地震一下子将我推到了生死边缘，却又将我遗落在地狱大门之外。”王子平，河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突然之间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使他从一个经济学研究者，转向地震社会学研究。

　　以前人们对地震灾害只注意到了对物质世界的破坏和对人的生理伤害，而忽略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伤害。而这种精神的伤害往往是在地震停止后仍持续进行。

　　在王子平注意到这些的时候，地震社会学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

　　“地震社会学”这一名称第一次出现于1977年日美东京地震预报科学讨论会上。1979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地震预报国际讨论会正式确定了这一学科。1980年代初，中国地震学界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

　　1998年，王子平与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其嘉合作，70多万字的《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出版发行。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对一场自然灾害所进行的最大规模、全面而深入的社会学调查。

　　精神痛苦

　　1625人中，有78人直接间接知道有人因难以承受地震造成的巨大痛苦而采取自杀行为或自杀未遂。

　　王子平在书中以大量的社会学数字描述了唐山人经历地震后的精神损伤。

　　　 面对毁灭了的城市，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生活信念与信心。其中痛不欲生者占样本总数的66．2％。受上述种种心态的驱使，引发人性化侵犯行为、越轨行为乃至犯罪行为的发生。

　　王子平注意到了地震期间精神失常的高发现象。1978年8月唐山市精神病院普查，确认因地震造成的极度痛苦、悲哀或恐惧而导致反应性精神病108例，占各类精神病的2．4％。病人中相当一部分呈现出呆、僵的症状，好像他们被突发的灾难惊住了，一直保持着惊愕的表情，无法苏醒过来。另一些人则表现为反应性抑郁。

　　巨大精神创伤导致自杀行为。在王子平调查的1625人中，有78人直接间接知道有人因难以承受地震造成的巨大痛苦而采取自杀行为或自杀未遂。

　　精神痛苦甚于肉体痛苦。而且多数人反映遭受灾害后精神痛苦比肉体痛苦更难以承受。从震后第四天起，精神痛苦就呈现出超过肉体痛苦的趋势，震后半个月，精神需求（安慰、帮助、继续从事喜爱的事业、实现原有生活目标）就远远超过物质需求（衣服、水、食物）。

　　尽管时间推移，人们还是很难忘掉所经受的精神痛苦。王子平在地震20年后访问幸存者，他们依然存在的精神创伤让王子平深为震惊。

　　临时大家庭

　　唐山人在灾难面前突破了平常人际关系的亲缘、职业、身份隔阂，异乎寻常地广泛亲近起来。

　　王子平注意到，党和国家的救灾是唐山人精神修复的最重要的支撑，尤其是解放军救灾部队的到来，成为唐山人精神伤害的最大抚慰。灾区和外界的及时沟通，全国人民共赈灾难，有效地消除了部分“遗弃感”、“孤独感”，这为唐山人精神修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山在民众中也出现了自觉的、群众性的心理调理和修复，这成为唐山震后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

　　唐山最有特色的是震后自救与临时大家庭的形成。

　　王子平评价灾民的自互救的重要作用是唐山市民和唐山当地驻军在外来救援力量赶到之前，救出了90％以上的被埋压者，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一个人很难单独生存，有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有强烈的孤独恐惧感。双重压力之下，临时大家庭生活方式出现了。

　　唐山灾民的一个创造是，灾后群众为克服困难而组成一个个特殊社会群体。其特征是在规模上大于家庭，在功能上却小于家庭，只限于日常物质生活和与此有关的精神生活。能一起做饭、吃、住，能彼此温暖就行。

　　唐山市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曾不同程度地参与过临时大家庭的生活。1367个样本中，与他人同吃同住在一个月内的占75．9％，在两个月内的占87．3％。

　　地震改变了人际关系，其中突出的表现是社会亲和力增强。地震给人们造成了恐惧心理、孤独感、失落感。96．4％的人在震后感到离开组织、集体和社会个人没办法生存。

　　唐山人在灾难面前突破了平常人际关系的亲缘、职业、身份隔阂，异乎寻常地广泛亲近起来。平时关系不好甚至曾经反目的人，也能互相自救，其中48．2％的人通过救助对方改变了以前相处的对立关系。

　　家庭的解构与重组

　　人们选择了降低自己的生存条件：住房，在低矮的简易房里，人们也感到满足；婚姻，人们更多地是考虑能过日子就行；就业，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即可。

　　唐山精神疗伤的另一大特色是解体家庭的重组。

　　唐山地震造成的核心家庭解体估计为1．5万户，震后又出现了近万个解体家庭的重组，从而引起家庭关系的深刻变化。

　　地震核心家庭解体有突发性和集中性的特点。大多数当事者难以接受。震后一年唐山出现了重组家庭的高潮。占样本的80．1％，其中半年之内重组的占30．7％。1976年的冬天，人们就开始重组结婚，到1977年上半年达到高潮，1978年底未再婚的丧偶者已经不多了。

　　一个家庭的完满常常关涉到三代人的幸福感。受伤的人和家庭感情需要填补，还有生理问题、养育子女问题、老人抚养问题等等都需要一个家庭去解决。

　　快速和匆忙的家庭重组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造成重组家庭的再次解体。据唐山市民政局资料，截止到1986年底，唐山震后重组家庭共有8000余户，重组后又解体的有2300户，占重组家庭的29％。重组家庭的解体高潮出现在震后三年。

　　重组家庭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有：单亲血缘关系为数众多，缺乏婚姻稳定的血缘要素；一对配偶承担多重角色，许多人不仅要做好父亲母亲，还要做好继父继母。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家庭之所以分裂解体，主要是经济纠纷和子女问题引起；感情转移期过短，不能接受新的感情；突然丧偶旧情难断，新的生活方式又难以接受。

　　唐山市政府为稳定重组家庭，采取了重组家庭有两个以下孩子的可以再生一个有双亲血缘关系的“地震孩”，这对稳定婚姻起了积极作用。

　　大多数家庭稳定了下来。唐山重组家庭的男人女人在多姓氏、多血缘的家庭里充当着多重的角色，小心地协调着各种矛盾，互相谦让理解着对方对前妻（夫）的感情。

　　王子平调查中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妻子的前夫经常打鱼，地震后思念前夫，这个妻子不吃鱼，不愿看到鱼。再婚后的丈夫十分理解，家里从来不买鱼，甚至不提起鱼字。

　　王子平注意到唐山人为了生存而向积极方面调整心理修复创伤的努力，并为这种努力而感动。

　　人们积极调节心理情绪的方式多是“不想伤心事”、“大难不死好好活着”、“埋头工作”等。

　　王子平认为人在灾变条件下对自身行为及生存能力的调整与改变，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

　　人们选择了降低自己的生存条件：住房，在低矮的简易房里，人们也感到满足；婚姻，人们更多地是考虑能过日子就行；就业，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即可。

　　王子平认为人们接受了地震造成的生存条件的破坏，产生出一种理性，一种理解，一种人特有的明智。调整是一种选择，是依据对客观条件的判断和强烈的生存要求而做出的选择，而这需要运用人的全部经验与知识。

　　唐山人在做出这种选择时表现了充分的理智与明智。

(责任编辑：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