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石 岩 口实习生 马捷婷

　　记者：去唐山之前，你对唐山最大的好奇是什么？

　　柴静：我对唐山的疑问太多了：首先是大家对唐山的了解空空如也。我问了我身边的人，大家都有“唐山大地震”这样一个概念，但都没有鲜活的感受。我就想，作为生存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作为一个记者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我这30年是怎么过来的？为什么我会对本国这么大的灾难只有如此泛泛的了解，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选择了钱钢这个角度。钱钢1976年去唐山采访，1986年写出《唐山大地震》。我很好奇，1976年钱钢在唐山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的书到了1986年才出版？而那本书几乎成了记录唐山地震的惟一一本有影响力的书？30年后，钱钢重回唐山，他又能看到什么？

　　钱钢代表着外来者的视角，他就是我们的眼睛。他那本书我12岁就看过，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小男孩，没有麻药，医生用刷子把渗进他头皮的沙粒刷出来。

　　我不是想借此怀旧，或者说我不是想用我的节目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不仅仅是去寻找故事，我要去找一段历史，为什么我知道的东西仅仅这么多。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30年过去了，今天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唐山大地震。29年时没有，28年时没有，而到了30年，大家蜂拥而上。我个人觉得，去唐山的媒体，大部分是商业媒体，动机是市场驱动。

　　记者：你怎么知道大家是出于市场驱动去的？

　　柴静：我们是6月初去唐山的，在我去之前，CCTV的很多栏目都已经去了。我在唐山接触到很多香港媒体。我问他们为什么来，他们说，我们是商业媒体，我们来是因为我们的读者想看。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香港人对唐山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他们看到一对老夫妇在他们双胞胎儿子的骨灰盒上放上一块巧克力会泪流满面？要知道我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啊，我跟这段历史应该比他们亲近，为什么他们泪流满面，而我会愣在那？

　　我把这个细节写在我的博客里，有一个在香港读书的人写了一段留言，他说，作为小孩子的我并不明白这段历史，但是我们看了流泪，是出于天性的推己及人。

　　我觉得我们天性的这部分可能蒙尘已久，人对这段历史的熟悉是来自于对同类感同身受的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去理解。我很嫉妒那个香港记者，因为我觉得我在无意识中被剥夺了一部分流泪的权利。

　　记者：你有没有跟香港的同行交流过，他们想去唐山寻找什么？

　　柴静：他们对唐山的了解也都是来自钱钢的书，不过他们对于历史当事人怀有比我们更亲切的一种感情，所以他们对细节的把握和写作可能比我们更充分。

　　那对老夫妇送巧克力那个镜头，我们拍了，我们拍得也很动人，但那场景在我们的片中只会是一个镜头，在香港记者那里会是一个整版的故事，因为香港人对这对夫妻有感情，他们知道他们，关心他们。

　　记者：如你所说，今年的6、7月份，大批记者拥向唐山。我有一个疑问，复原关于唐山的记忆，到底是民间的需要还是媒体的需要？刚才你说香港是受众有这种需求，那内地的情况呢？

　　柴静：我觉得媒体反映的是“意见市场”的需求。我听到过一些声音说，要提防媒体利用唐山炒作。什么是炒作？对一个我们所知甚少的东西，我觉得炒作是以后的问题。第一步是知情权，哪怕信息良莠不齐，人们需要知道，民众太渴了。

　　记者：你向台里报题时，是受内心驱动，还是你看到了所谓“意见市场”的某种反应？

　　柴静：我报这个题的出发点，还是个人成分更多一点。就是因为，30年作为一个阶段，发生了太多事情，作为记者我不能够失言。我内心有种欲望：我应该知道我的历史，这是我的权利。

　　记者：唐山地震的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你怎么会觉得河北一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是你的记忆呢？

　　柴静：因为我跟他们在同一片土地上。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会在“9·11”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我在博客中写过，广岛有一块纪念碑写道：请安息长眠，我们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我写完那篇博客之后，一位同行给我留言：凡高有句话，死去的人借助生者得到重生。如果他们悄无声息地死去，实际上我们那一部分也随着他们去了。

　　这是我在二十七八岁以后慢慢意识到的。去年我采访连战大陆行，看到他祭祀自己的宗祖时，我内心中有一种回到山西去，寻找自己的根脉的渴望。这就是钱钢所说的“遗传密码”。我小时候对历史课不感兴趣，考试没拿到过高分，但到了这个年龄，我就会自然地感兴趣，哪怕那是我曾经特别想离开的家乡，我根本不愿意回头的记忆。离开故乡时走得太忙了，忙得头都不愿意回，但现在你会回去看，因为你必须知道你来自哪。我觉得这20年、30年，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着急往前走，太着急了，着急得连回头看一眼的功夫都没有，但到了这个阶段，像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你。

　　记者：你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大家对唐山的记忆如此淡漠，在唐山得到解答了吗？

　　柴静：我和钱钢在唐山的时间很短，钱钢一共就两天，我是4天。这个问题我是在事后一遍一遍的想象和建构中，才大概明白的。你必须全部沉浸在这30年的时光当中，才能够明白这个问题，它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

　　在唐山，我问当时拍唐山地震最有名的摄影记者李耀东：记者有责任告诉后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记录得那么少？为什么唐山孤儿只有拿着苹果特别开心的照片，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你们有没有拍？他说他拍了很多，但现在都不知道湮没在哪些底片当中了。我问是有人要求你这样做吗？他说不是，是我自己的世界观。我说，你这个世界观背后的判断是什么，他说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钱钢也是这样。1976年他23岁，他在唐山看到了很多非常惨痛的现场，但当时他并没有把这些写进文章里，他当时记得更多的是阶级友爱。他告诉我，当时有一个唐山诗人，他还没有把自己的亲人从废墟里扒出来，就开始组织赛诗会，钱钢跟他说了一个见闻，他马上一拍大腿：这是绝好的题材啊，撸起裤腿就开始在大腿上写作。　

(责任编辑：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