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何更好地界定北京仍在探讨中。今年，北京市高考的作文题目便是《北京的符号》，这也被《人民日报》评论为“意蕴深长”

　　本报记者陈汉辞发自北京 尽管每天的工作依旧，但火华强心里还是惦记着一件事。每次传达室送来的信件，火华强都要仔细看看，他希望能有一封来自北京的回信。

　　作为上海一家战略定位咨询公司的高级分析师，一个月前火华强就北京的城市定位问题，给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写了一封2000字的信。

　　火华强认为，北京现有的定位———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都、宜居城市———对于吸引国外旅行者有所欠缺。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正可以把自己的定位建立在“万年延续文明”之上，使自己同世界上所有其他城市区别开来。”火华强在给王岐山的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仅仅是这个分析师，在距离2008年奥运会只有2年的时候，北京这座古都如何准确实现自己的定位，正吸引着更多人的关注。

　　新在哪里？

　　就在火华强的信寄出一个月之后，7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篇幅报道了北京新的发展，其中核心话题也是“新北京，新在哪里？”

　　“新北京”的提法，最早见于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当时简明有力的“新北京、新奥运”口号，曾为申办工作创造了有效的氛围。但此后“新北京”如何“新”，却一直在探讨。

　　最新的关于北京未来发展的决策，是2005年1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出台。这个被媒体称做“前所未有的规划”，详细解释了未来15年“新北京功能定位”。

　　新规划被认为找到了“新”的准确位置：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北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去做全国经济中心等。随后北京市高层陆续提出“创新之城”、“首善之区”等理念，寻找具有北京特点的发展思路成为共识。

　　《人民日报》的报道称，2006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市委书记刘淇在一次23分钟的发言中25次使用了“创新”这个词汇。

　　其实，对于王岐山能否收到或看到这封信，火华强并没有抱太多的希望，“毕竟，他每天都要为一个这么大的城市而忙碌。而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是经过很多专家论证才形成的。”

　　对于火华强的想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规划所所长宋迎昌也有着同感：“北京的整个城市规划在历经2年近上千位专家在做了20多个专题之后，经过国务院批准之后，一些基本的理念并不能轻易改变。”

　　事实上，对于火华强的具体建议，目前正在给北京“十一五”规划做空间战略研究的宋迎昌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就其旅游的定位是北京发展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是不可能靠旅游来支撑这座城市的发展。”宋迎昌说。

　　几十年定位变迁

　　北京的定位之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目前，国内城市规划专家谈起北京的整个城市规划，基本上还是参照1952年梁思成的蓝本。

　　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定都北京后，如何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曾经一度出现过争议。当时有人提出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发展；而梁思成等人则主张在当时的西郊另立行政中心。后者认为，北京旧城建都800多年，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结晶，不应该破坏旧城空间布局。

　　“梁思成等人的方案从长远是没有错的，但任何问题都要站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去看，当时，我们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还没解决，不可能从中央财政拿出一大笔钱来保护北京城和建设新城，最后还是选择了在将旧城进行改造。”宋迎昌很为当初这一方案没有实施感到惋惜，但还是能够理解当初的最终选择。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北京确定旧城改造的第一个目标是，将北京从工人阶级仅占百分之四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大工业城市；将北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城市，彻底改造成为一个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按照新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首都。

　　随后，直到1993年，对北京的城市性质才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

　　从1953年第一次上报中央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至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五次上报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 年至2010年)》,如何确定北京的性质,是大家最终取得清醒认识的重大问题之一。

　　探讨仍在继续

　　事实上，新的北京总体规划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争论后，又靠拢了梁思成当初的方案。

　　按照新的规划，新北京把18个区县划为首都核心区、城市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等四类功能区，拟建11个新城,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产业、人口和功能。这也被评论为“是对困扰北京城几十年的‘保护与发展’矛盾的解答。”

　　“2004年~202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出台还是有多个亮点，一是其空间尺度大了，以往基本是围绕一个核心区域在做规划，北京的远郊区并没有很明晰的定位，另外就是从区域性的角度去看问题了。”曾参与过北京城市规划课题的李国平说。

　　李国平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系主任，2002年年初时，他和另外20多个课题组就北京城市规划发展的战略进行了研究。

　　“规划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认识虽然逐渐清晰，但实践起来则更为艰难。”宋迎昌给记者举了一个很简单也很敏感的例子。

　　在北京2004—2020 年城市规划图中，有很多绿地的标识，但有一部分绿地是要征掉部分农民的住房，这里就牵扯到很多问题，“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在有关土地开发的协议中承担着绿地的建设，但在实际过程中，开发商并没有严格执行承诺，有的就赚了钱就跑了，给政府留下了很多问题。”

　　尽管李国平并没有参与北京城市规划的具体设计，但他认为，城市规划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是需要不断修整的，要落实很多细则。

　　事实上，如何更好地界定北京仍在探讨中。今年，北京市高考的作文题目便是《北京的符号》，这也被《人民日报》评论为“意蕴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