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2日，英国一个名叫“新经济基金”的组织联合英国的“地球之友”搞出了一个叫《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一次“幸福”大排名。在这个幸福指数的排名榜里，中国人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比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人要幸福很多。

　　比较跌眼镜的是，按照这个报告的排名，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叫瓦努阿图，是南太平洋上一个有着80多个岛屿的群岛小国。而8国集团的成员则全部被排在了50名以外。

　　据说“新经济基金”组织搞出来的这个排名，在标准上更多考虑的是“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具体地说就是在指标计算中，更多地考虑了生态环境的因素。

　　媒体和学者对这个排名诟病颇多。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报告过于忽视了个人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作用，让人产生了收入越高、经济越发达国民越“水深火热”的印象，等等。但在我看来，仅仅因为这些，就彻底否定这个排名的价值，显然也是很不公道的。比如，幸福星球指数就肯定了对地球资源低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肯定了绿色经济的价值取向。这些与中国的以“节能”战略和循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有不谋而合之处。

　　我们知道，自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来，美国人在北美洲使劲铺张浪费，就可以拉动全世界经济（GDP）增长，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比如，根据“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原理，一边是8亿件衬衫，一边是一架空客。要号召美国公民省着点穿衬衣，显然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记得有一位研究经济的学者经过认真地分析之后，写文章认为：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值。如果有一天，咱中国再也不造衬衫了，可以专门拿自产的飞机换衬衫穿。如果我们对这位学者的立论依据进行一番分析的话，其实不外是唯GDP论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因为“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主要出发点是拉动了中国的出口。但在如我这般视野仅仅局限在民生经济的人看来，这个交易划得来是划得来，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交易背后亿万亩棉田里的棉花艰难的生长过程，没有看到这一切的背后带给环境、资源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同样也是不太负责任的说法。

　　除了上面的这些，我觉得这个幸福星球指数还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它实际具有某种人文关怀的意味。瓦努阿图人的生活其实很爽，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在知道了这个排名之后，内心一定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平衡。根据从那里旅游回来的人介绍——在瓦努阿图的海域，只要戴上潜水镜，就可以直接下海抓鱼。游累了，可以回到船上，取出渔具开始钓鱼。在这里钓鱼是最容易的事，一竿下去，总会有收获，而且收获的常常是金枪鱼这类“贵族鱼”。在这里，被国人视为“极品”的梅花参到处都是，一般都有一米多长，直径在10~15厘米——难道这样的生活不是一种幸福吗？

　　说到幸福指数，其实并非很多人理解的那么值得怀疑。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正统的学术机构和严肃的学者在致力于这样的研究。比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克鲁格就对此有过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他们将其命名为“幸福经济学”。克鲁格教授在很多年前还说过一句很有创见的话：“我希望很多年以后，这个指标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国内已经有一些城市，比如深圳在几年前开始对此率先进行尝试。深圳的做法的是，将“幸福指数”细化成“个人幸福量表”，由统计部分统计相关数据，由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定期发布计算结果。

　　将幸福指数引入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像我们对待GDP那样，将“公民的幸福感”纳入地方政府的责任目标，有没有可能？记得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在发言时就表示过，要把当地人民的“幸福指数”纳入对政府工作的考核。看来问题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荒诞，关键可能还在于“以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和全世界范围内的GDP崇拜。

　　GDP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一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景气度、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但很显然的是，GDP崇拜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可小觑的。由于长期将环境代价排除在国民收入账户之外，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和收益事实上已经被严重扭曲。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环境组织的年度报告中更是赫然写着“近二三十年，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既然GDP只能对经济生活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分进行评价，而不能对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加以计量；既然GDP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当前和未来的净福利变化，不直接体现公民关于幸福的终极诉求，为什么幸福指数不能彻底取代狂热的GDP崇拜？

　　唐旺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