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将军洪水长征二万五
在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之中,洪水将军身兼两个唯一:他既是唯一的经历了中国人民军队从建军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并直接致力于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外国人,又是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评定军衔时,唯一被授予将军军衔(少将)的外国人。 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人生的旅途中,洪水将军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足印。
决计成为“洪水猛兽”
洪水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占领的时期。法国殖民者和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统治,不断地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同时也猛烈地震撼和影响着洪水那正在渐趋成熟的心灵和世界观。
更为具体和直接的影响还在于,洪水的父亲早在1884年就参加过河内人民的抗法斗争,他思想开明,同当时越南的诸多爱国志士和革命领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惜慷慨解囊,利用自己富庶的家财,尽可能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洪水的母亲知书识礼,思想进步,贤惠聪颖,从洪水记事时起,就常给他讲述“东京义塾”(越南封建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河内投毒”(即1908年河内市发生的一起越南爱国志士潜入法国驻越兵营投毒事件)等爱国斗争故事,吟诵爱国志士所写的“国仇未复头先白,几度龙泉带月磨”等爱国诗词,不断激发他的爱国热情。1922年,洪水的父亲看到法国殖民者和越南统治当局大肆搜捕、镇压爱国志士,但却苦于救国无望,保身无术,抑郁而逝,这更促使洪水决心投身于爱国、报国的斗争之中。
黄埔军校创办伊始,在国内乃至国际特别是在亚洲各国就享有很高的声誉,吸引着全国各省和许多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新加坡、缅甸等国的有志青年来校深造。不久,洪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不惜抛弃富裕安逸的家庭生活,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小女儿,跋山涉水,闯关越险,几经辗转,来到了当时的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
1926年10月,洪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根据胡志明的要求,留在了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又发生了广州大屠杀和武汉七一五事变。在反动派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过程中,一些在华的越南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严酷的斗争使洪水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这年8月,洪水愤然退出国民党,并由陈一民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洪水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参加红军,并担任红军部队的基层指挥员,进一步坚定了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念。由于在我国南方方言中,鸿秀二字发音与洪水相近,再加上当时的国民党宣传机器和国内的反动派都称共产党和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他索性改名为洪水,以表示自己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当他正式改名为洪水之际,他的另一位越南籍战友则当即宣布改名为“猛兽”。不幸的是,在随后的战斗中,猛兽壮烈地牺牲了。
由鸿秀易名为洪水,预示着他已决计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伟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创办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剧社
洪水作为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多才多艺的“小秀才”,在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教育、文化建设工作中作出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1931年春,洪水调入新编的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先后担任第一○二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率领所属部队经历了其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做好部队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参战官兵英勇杀敌等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积聚了丰富的理性知识和实践经验。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迫切需要,继1929年10月在江西弋阳吴家墩成立了以邹琦为校长,方志敏兼任政治委员的信江军事政治学校之后,红四军于1930年初在福建龙岩创办了闽西红军学校,同年夏天由中央军委接办,称中国红军军官学校,不久改称彭杨红军学校。1931年11月25日,根据毛泽东等的倡议,将闽西红军学校(即彭杨红军学校)与红一、红三军团两个随营学校,合并组成“红埔”,即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定址于江西瑞金,由萧劲光任校长,何长工为代理政治委员。1932年1月,刘伯承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加速造就大批军政兼优的红军指挥人才,中央决定从各部队遴选一批有文化、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来校担任组织管理和教学工作。洪水因此于1932年调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的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
在红军学校,洪水很快就结识了伍修权、张爱萍、罗贵波、成仿吾、李一氓、吴亮平和李伯钊等有较高声望的教员。红军学校不同于黄埔军校,教员、学员没有严格的身份、等级之分。洪水一方面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共同研究探讨军事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在教学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深得大家的好评。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洪水还是吹拉弹唱的活跃分子,积极参加学校的文化工作。
1932年秋,刘伯承调总部工作后,叶剑英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底,洪水、李伯钊和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李伯钊任党支部书记。
工农剧社的创办,有过一段很不平常的经历。早在中央苏区建立之初,红军的宣传工作主要采取口头形式进行,如唱歌、讲故事、说书和对口词,等等。后来逐步发展到化装宣传、编演话剧和表演歌舞、双簧、杂耍等。随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来到苏区和加入红军,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文明戏”式的短剧。这些宣传方式很快受到了红军官兵和苏区人民群众的欢迎,大大活跃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广大军民的革命斗志。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战斗接连不断,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搞好宣传鼓动工作,是激励民心士气,战胜强大敌人不可或缺的。因此,他们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常常直接加入宣传工作者的行列,有的还亲自编写脚本并登台表演。在红军学校,刘伯承、叶剑英和何长工等主要领导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陆续将一些文化艺术修养较高和有某些文艺专长的同志调入红军学校,从而使得红军学校逐步成了瑞金以至整个苏区的文化活动中心。
洪水和李伯钊等人调入红军学校,“加盟”于热心戏剧事业的赵品三任主任的红军学校俱乐部,成了红军学校的文化、宣传工作骨干。起初,他们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员危拱之、朝鲜籍音乐家崔音波、来自白区的石联星以及红军学校干部中的伍修权、黄火青、钟伟剑等文艺爱好者一道,同时约请了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钱壮飞、胡底等人,联合发起组织定期的文艺晚会,并且开始正式排演话剧。他们每周在红军学校举行演出晚会,尔后应各机关、部队及当地群众的邀请,不断对外公演。
红军学校俱乐部组织的文艺演出活动,很快就产生了广泛的轰动效应。李伯钊、危拱之和刘月华以她们高超的艺术才能和出色的文艺表演,在瑞金以至整个苏区获得了“三大赤色跳舞明星”的美称。此后,只要传出有文艺晚会的消息,特别是有“赤色跳舞明星”的精彩表演,瑞金全城都会轰动起来。苏区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举着火把,提着灯笼,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就连远在叶坪居住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常常特地进城,兴致勃勃地欣赏他们演出的每一个节目。他们的演出,为战斗紧张、生活艰苦的苏区军民,提供了难得的文娱享受和精神食粮,每次文艺演出也因此而成为令苏区军民殊为欢欣的盛事。
1931年,创建了一个以工农红军诞生之日命名的“八一剧团”。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直接服务于工农武装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专业戏剧团体,它在我国的革命文艺工作和现代戏剧史上,写下了具有奠基意义的光辉篇章。
八一剧团成立之初,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作为专职艺术干部,荣任该剧团团长,主持剧团的日常工作。为了加强党对八一剧团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学校干部为主的戏剧管理委员会。李伯钊、危拱之和伍修权、黄火青等出任该委员会成员,并兼职从事戏剧活动。
1931年11月,第一届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红军学校的文艺骨干李伯钊、钱壮飞和胡底等,负责组织大会期间的文艺演出和庆祝活动。他们除了为大会举行提灯游行和社火、扇舞等群众性文娱活动外,还自编自演,先后推出了《最后的晚餐》和《农奴》两场话剧。其中,由李伯钊根据她在苏联看过的一部外国戏剧改编而成的《农奴》,是一部多幕话剧。
进一步扩充原红军学校八一剧团的规模,更名为“工农剧社”,直属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领导。与此同时,中央决定以工农剧社作为全苏区戏剧活动的中心,在苏区各地成立工农剧社的分社,红军各部队也相应地建立自己的剧团。
工农剧社的建立,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戏剧事业,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队”。
工农剧社在中央苏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洪水的知名度也随之大大提高。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和提名,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同朝鲜人毕士悌一起,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
两次被开除党籍,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队伍中,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原工农剧社社长洪水跑前跑后,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进行着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从他那坚定、乐观的神情中,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被开除党籍的阴影尚徘徊在他的心头。
原来,洪水进入中央苏区时,正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全盛时期。早在筹备成立工农剧社时,他受命起草《工农剧社章程》,由于未能完全领会和贯彻“左”倾领导人的指示,加上他本心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写出来的章程草案中的某些提法,自然不合“左”倾错误领导人的“口味”。博古亲自写文章和作报告对之进行批判,声称“我们有极大的必要,来开展戏剧运动中的思想斗争”。洪水笔下某些提法,突然间演化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被“左”倾领导人指责为“偷运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义”,“偷运了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没有把握反对战争的列宁观点”。就这样,洪水背负着“高级特务”罪名,被开除了党籍。
长征开始后,已被开除党籍的洪水,在朱德、刘伯承的关心和保护下,编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并在事实上担任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负责直属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广大红军英勇奋战,边走边打,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2月初渡过湘江,又于12月底转战到贵州。红军干部团在贵州黎平稍事休整,经锦屏、施秉、黄平等县,跟随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乌江南岸。为了迎接1935年元旦,红军在猴场附近举行了联欢晚会。洪水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自编自演,为晚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元旦刚过,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亲自率部强渡乌江,准备进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红军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兵连执行搭设浮桥配合渡江的艰巨任务。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地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等严重困难,终于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保障了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在遵义,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自长征以来的突出表现,果断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期间,红军干部团利用敌人来不及反扑的有利时机进行休整,先后持续12天。对于洪水来说,与其说是休整,不如说是掀起宣传高潮。他以党的政治工作者和红色宣传员的高度责任感,带领着宣传战士四处宣传,一会儿在街头演说,一会儿在广场表演。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写下的革命标语,城内城外可闻他们教唱的红军新歌。听了他们的宣传,看了他们的表演,红军指战员一扫往日的疑虑和不满情绪,个个称快,同声赞好,军心大振,士气高昂;当地群众耳闻目睹,认定“红军根本不是赤匪”,纷纷涌上前来,紧紧抓住宣传战士的手,表示:“多谢红军,你们进遵义,我们干人(即穷人)也沾光了,今年托红军的福,可以好好过个年了!”大批受苦工农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他们高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红军,黑夜明灯,赶走黑夜,照亮人心”。战士们重新踏上了革命的征程。用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宋任穷的话说:“这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红军,士气高昂,信心之坚定,是前所未有的。”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干部团直接参加了两场恶战。一是在一渡赤水之前的1935年1月28日,攻打位于贵州西北部赤水河畔的土城;二是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前一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干部团不幸伤亡100余人;后一仗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长征以来遵义会议之后打得最漂亮、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在这两次战斗中,红军干部团敢打敢拼,勇猛顽强。洪水由于作战勇敢,受到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表扬。
洪水随红军干部团于1935年5月30日开始向四川的天全、芦山前进,通过原始森林,于6月初来到了雪山脚下。当时,山下天气很热,大家只穿一身单衣。但是,越往上爬,越是寒气袭人,加上山高缺氧,地势险要,大家冷得浑身发抖,张口喘着粗气,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既不能停留,更不能坐下,否则就可能冻僵而死。有的稍不小心,掉进了雪谷,也就永远出不来了。在这种极度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洪水再一次亲身体验到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是能够产生异乎寻常的作用的。
许多翻越过大雪山的红军官兵都清楚地记得,红军之所以能够爬过雪山,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加以生动活泼的宣传鼓动工作,大大激发了红军官兵战胜困难的勇气。爬山时,互相鼓励的喊话此起彼落:
“快走啊!”
“要走好!踩着前面的脚印走!”
“不要坐下去呀!”
“走啊,不要停啊!”
“小心雪谷,不要掉进去啊!”
“同志们啊,鼓足劲儿来,一口气冲过这一段,翻过山去就好了啊!”
“啊!……”
宣传队员们不顾空气稀薄,说话困难,用尽全身力气进行宣传鼓动。在半山腰,他们边打竹板边鼓动:“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
通俗、有力的喊话,在雪山的峡谷和山顶回荡,给大家以巨大的力量和信心。
从“阿坝会议”开始,张国焘在肆意迫害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同时,对于拥护中央正确路线,主张北上,反对分裂的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的干部大肆进行撤换,对于原属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中拥护中央正确路线的干部,都强加上“蒋介石侦探”、“日本间谍”、“小组织活动”、“准备投敌”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逮捕和杀害。洪水也被张国焘打成了“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洪水才免遭毒手,但却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
1935年9月,张国焘继15日发布《红四方面军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之后,又于17日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他强令右路军中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从巴西地区重返草地,回到卓克基、马尔康和松岗地区;左路军则从阿坝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和党坝一带集结。
洪水跟随朱德、刘伯承以及左路军的广大指战员,第二次过草地南下,于9月下旬到达预定的集结地区,并开始南下时期的艰苦作战。
四川军阀得悉红四方面军南下,急忙调集50多个团的兵力,沿大小金川层层设防,并拆毁了从懋功通往宝兴一线的栈道,阻击红军南下。南下红军因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但广大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连续战斗的优良作风,运用奇袭、夜摸、迂回穿插等机动灵活的战术,一度打了不少胜仗。仅在10月8日至20日,两个星期内便击溃敌人六个旅,毙、俘敌军官兵3000余人。10月24日,又以神速的动作翻越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动猛攻,取得了南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然而,自11月下旬进行的百丈之战开始,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断定“南下是绝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左路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以至无法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红军中的许多官兵都越来越坚决地反对张国焘同党中央闹独立,搞分裂的行径。
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但是同时,洪水又得到了党中央、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并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喜讯。于是,他化装成当地的老百姓,由南向北,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独自向党中央所在地奔去。时值隆冬,饥寒交迫,为了生存,为了回到毛主席身边,洪水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羊,讨吃要饭,遇到敌人还得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凭着共产党人和红军所特有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终于在1936年初走到了延安。
洪水回到延安时,身着破旧不堪的藏袍,骨瘦如柴,许多战友和同事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同时,又被他那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不久,党中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在洪水头上的所谓“国际间谍”的罪名,再一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
1956年夏天,洪水得知自己患了肺癌,且已到了晚期,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归国的要求。
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地接见了洪水。毛泽东情深意长地说道:“洪水同志啊,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了!听说你身体不好,要回去,我们跟胡志明主席打了招呼。你回去后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周恩来在详细询问过洪水的病情之后,又追述起往昔的战斗岁月,说着说着,两位中国伟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都流下了难舍难分的泪水。
“老朋友了!”毛泽东如此称呼洪水,决不是简单的客套,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特殊内涵。
“老朋友了!”毛泽东的亲切称呼,再一次勾起了洪水对于往事的回忆。
洪水永远不会忘记,当他1924年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小女儿来到中国时,他就已经把中国人民当成了胜似亲人的朋友。
党中央在第二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之后,再一次为他提供了入校深造的机会。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决定把中央红军干部团与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红军大学,下设高级科、中级科、普通科(即第一、二、三科)。任命林彪为校长,毛泽东兼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教育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6月1日,中国红军大学于瓦窑堡开学,第一期学员1400余人,学习时间为六个月。
在第一期学员中就有洪水。这位原红军干部团的教员,参加了以军师两级干部为主要成员的高级科的学习,与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刘亚、耿飚、杨成武、张爱萍、谭政、陈光、王平等红军著名指挥员成了“红大”第一期的同科同学。
开学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高桂滋部对瓦窑堡实施突然袭击,红军大学于6月底随陕甘宁政府迁到了保安。自此,洪水便有幸多次聆听毛泽东讲授的课程。
有一次,毛泽东在课后参观学员宿舍,称赞学员们住的地方干净卫生,空气新鲜。走到洪水所住的窑洞时,毛泽东以玩笑的口吻关切地问:“小洪,你这个南蛮子,对北方的生活还习惯吧?”
“报告主席,一切都习惯。”
洪水十分感动,立即起立,立正,满面笑容地回答。
毛泽东常来红军大学讲课,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实际上就是他在“红大”高级科的讲课内容。此外,张闻天、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徐特立等也在“红大”高级科讲过课。
这年12月12日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红大”学员反应十分强烈,洪水更是慷慨激昂,大家都要求杀掉蒋介石。后来,在保安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毛泽东讲话说:“现在已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大家看怎么办?”洪水和大家一起高喊:“杀掉他!”
毛泽东说:“我知道你们会这样回答。杀掉他很容易,有一把刀,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的,病死的,在战场上打死的,有站着死的,坐着死的,躺着死的。蒋介石也是要死的。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的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这对抗日是不利的。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 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能一擒一纵呢?”毛泽东既深刻又通俗的讲话,使洪水豁然开朗,心服口服。
1945年,经越南劳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洪水被调回越南,任第四、第五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胡志明领导下参加越南的抗法斗争,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洪水被授予越南当时的最高军衔——少将。
1950年10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越南科负责人。1951年奉调入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195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任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夏天,毛泽东的老朋友洪水将军就要抱病回到他的祖国去了。洪水的老战友、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特地派人护送洪水回越南,他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诉护送者:“洪水同志病了,你们把他送回去,见了胡志明主席,要汇报清楚,洪水同志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他!”
次日上午,北京前门车站挂上彩旗,叶剑英元帅率军委各总部领导和外交部有关领导一起,亲往车站,为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的外籍将军送行。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他的祖国越南与世长辞。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洪水将军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许多曾与洪水将军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长期并肩战斗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缅怀他的功绩,赞扬他的品质,钦佩他的才干。正如李达将军所说,洪水同志“质朴豪爽,凛然正气,学识渊博,文武兼备,功勋卓著,留芳青史,一代英杰,鞠躬尽瘁”。萧克将军则把洪水尊为“中国人民的战友,国际主义的英豪”。
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洪水的英名永在,精神永存。
摘自《东方魅力——长征与外国人》,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梅智敏) |